中国聚焦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其中规定了重要法律的修改、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等问题，都是政治协商的内容范围。因为该意见的规定极为详细，规定政党协商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并且被认为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有观点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协商的巨大进步，亦是“中式民主”的到来、习近平政治改革的开始。
中国官方对协商民主一直情有独钟，因此从此着手完善中国的民主政治，也有可能。在2014年庆祝中国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就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表明其建设以政治协商为代表的民主政治的态度。
只是长期以来，政协在中国政治场中，一直都在扮演“花瓶”角色，中共中央此次印发《意见》，究竟对其政治角色的改变会有多大的实际效用，能否真实发挥民主政治的作用，仍须观察再加以确定。现在说其是“中式民主”的开端，为时尚早。
但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待，这却不啻一次重大的变化。中国的政协，除了中共、八大“民主党派”外，还囊括了许多无党派人士、工商界人士等众多社会精英阶层。如果政治协商能在中国各级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充分发挥其协商功能、参与社会治理，势必将改变当前中国权力的运作模式，改变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这也可以说是中共执政党自身对外界再次做出的调整与适应。
过去，出于自身发展或执政的需要，执政党曾不同程度地吸引社会精英，进入其政党或政府机构组织。因此，才有众多工商界人士成为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但由于机构角色未能充分发挥，因此一直以来，其民主政治的效应未能充分体现。如果此后，政协能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积极角色，而非过去的“花瓶”角色，可以预料，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和进步。
当然，这样的一种调整与适应，事实上反映的是中共为加强其自身的执政能力与地位而做出的改变，符合其一直以来的执政思维。这正是这几年来，习近平在各个领域进行改革的基本出发点。
总体来看，习近平自2012年以来，在广泛的领域内进行的各项改革，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继续做大做强经济蛋糕的改革，比如从脱贫计划到金融体系的打造，从结构调整、全民创业到供给侧改革；另一种则是从保证自身的执政地位和能力出发，比如通过反腐来强化政党纪律、强调政治规矩，实现“从严治党”，以及近期的军队改革，都是从执政党的执政根基开始。前者通过经济发展带来的效益，为社会的秩序与稳定提供保障，亦是从另一方面间接地保证了执政党的地位。只是这一种效用，在三十几年的发展之后，效应已经递减，因此需要更多地从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革，才能确保执政党的地位。
显而易见，这样的改革并不容易，比如近期进行的军队改革。尽管从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其正式纳入改革总体布局来统筹谋划后，习近平亲上火线，经过大范围、多轮次深入调研、座谈、论证，最后形成目前的方案，同时，通过强力反腐，打掉了军中诸如郭伯雄、徐才厚这样的大老虎，以及其他众多位高权重的将领，并对人事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但仍然无法避免现在在落实改革事项时，遭遇或明或暗的各种阻力。
正如习近平此前所强调的，现在进行的任何改革，都是在啃硬骨头。这种伤筋动骨的改革，势必触及众多利益集团。在笔者看来，几年之前热议的“顶层设计”，只有可能在经济领域才可能进行，在政治领域进行全面性的“顶层设计”，并不现实。像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全面改革”，涉及从党内民主到多党合作，从建立商品经济到选举政治制度，从推进《新闻法》立法到推进工会等社会团体改革等，触及众多领域的既得利益者，必然遭遇其强烈的反弹。这样全面的设计方案，在今天并不可能发生。最多只能存在于改革者的心里，却不太可能付诸于纸面，只待时机成熟时，迅速进击。
就民主政治而言，中国不太可能形成基本一致的意见或共识。官方所偏好的协商民主，在一些评论人士看来，只能是对民主政治的补充，但绝不能替代选举民主的作用。对于民主政治的实践，究竟按照怎样的方式、怎样的标准或模式，才能让各方满意，这恐怕将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也可能是一种不现实的想法。因此，或许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处理现实中遇到的种种难题，是一种更好的出路。正如此次政治协商的《意见》一样，如果强调其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则可能带来不必要的争议。而从强化其治理功能上，则可有利于现实社会治理。
总而言之，如若《意见》能让政协摆脱长期以来的“花瓶”角色，真正发挥参政议政作用，必然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进步，于社会发展有利。
作者是中国广州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