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规模反腐在走过了三个年头之后，目前似乎已陷入了一种困境：铁腕反腐虽然可以迫使官员被动地“干净”，却无法迫使他们主动地“干事”。


在官场上，不作为、混日子的现象正在逐渐蔓延开来，一时间似乎成了不治之症，以至于民间有人说：“看看现在这样，有什么好？要一些不贪也不干事的，还不如要能贪也能干事的！”这种反弹琵琶“夸”贪官的言论的出现，虽非主流，却无疑地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官员的消极怠工，使反腐正面临着失效乃至失败的危险。


如何才能破解这一困局？事实上，早在70年前，当中共还不是执政党时，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里，它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与黄炎培纵论天下兴亡时，已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即：实行政治民主。


1945年7月，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时，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对此，毛泽东自信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所总结的著名的“兴亡周期率”，说出了一个人人皆能体会到却又常常易被政治家忽视的道理：安逸的环境容易使人懈怠。在这样的环境里，久而久之，人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惰性，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也不例外。


这种惰性源于人的本能，即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与人隶属于哪个阶级无关。正是这种惰性的发作，成为“兴亡周期率”一再上演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此而言，将“兴亡周期率”称为“惰性周期率”，大概也不失黄炎培的本意吧。


令人深思的是，当“窑洞对”问世之时，中共正处于党风最好的时期，犹如初升之朝阳，生机勃勃，黄炎培对此也盛赞不已。但是，尽管如此，那时的毛泽东仍然清醒地认识到：主要不能靠别的（包括思想教育），而只能靠民主制度，才能有效地克服因安逸而产生的惰性。


中共执政60多年后——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纵观党内，在长期和平安定而缺乏政治民主的环境里，这种惰性似乎在逐渐发作，且愈演愈烈。当前，反腐中出现的不作为现象，不过是这惰性的一种表现罢了。


一个党员数量已达8000多万人的世界上最庞大的政党，无数个个体的貌似不起眼的惰性一旦积累和发作起来，其负面的力量确实十分可怕：清廉而有才干、为民众所拥护的人，被视为另类而不断遭遇“逆淘汰”，屈居下位或干脆被排斥出局；贪官污吏则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拉帮结派。随之而来的，则是大面积、塌方式的腐败。直到最后，非有大力不能扭转，被迫绝地反击、刮骨疗毒。


执政后的毛泽东，曾寄希望于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自下而上地来克服这种惰性。历史业已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文化大革命时，群众运动之所以能迅速席卷全国，关键在于：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支持这种群众运动，而他本人又掌握着军权。否则，群众运动大概很快就会被弹压下去。


当前中国的反腐，依然是执政党为了克服这种惰性而作出的努力，也是最为坚决和最为艰难的一次努力。然而，它至今主要依靠的，仍是最高领导人坚强的个人意志和强大的个人权威。力挽狂澜、励精图治的习近平，在今天的中国，可谓“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这种反腐模式，必将是难以持续的。


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内曾一度形成了发展政治民主的共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干部夏征农，不仅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论断，而且把“让人民知道”与“让人民说话”比作通向政治民主化的两扇大门。1987年，中共十三大更明确提出了“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要求。


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依然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毛泽东所说的“人人起来负责”，更是远未实现。别的不说，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在早已成网络大国的中国，即便是在首都北京，无数普通市民面对雾霾、堵车、高房价等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事情，就连一个能够集中发声、反映诉求并能与官方及时互动的网络平台都没有，更遑论参与重大决策和官员的选拔任用了。


中国反腐的成败，最终取决于能否在确保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下，坚决地推进政治民主化。对一个拥有庞大的党员队伍、掌握着巨大权力的执政党来说，只有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把官员个人的荣辱得失与公共福祉紧密联系起来，才能有效激发整个官员队伍的活力，形成优胜劣汰、廉上贪下的良性循环，克服长期执政所带来的温水煮青蛙般的“惰性效应”——舍此之外，别无它途。在这方面，小国堪为大国师，新加坡的经验尤其值得重视和借鉴。


事实上，当前中国的大规模反腐，为推进政治民主化开辟了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一方面，反腐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着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使推进政治民主化减少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又使触目惊心的腐败赤裸裸地暴露在十几亿中国人的面前，为发展政治民主凝聚了最大的共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再出发，此其时矣！若失去这一良机，将来可能后悔莫及。


如果说，建立市场经济是邓小平时代的“收官之战”，建设民主政治则应是习近平时代的“收官之战”。若是这一“收官之战”不能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中国的反腐尽管目前轰轰烈烈，未来也必将走向失败。倘若如此，习近平时代也就很可能成为中共最后的“落日辉煌”。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