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整个稳增长的重点都放在需求端，扩投资、促消费、增需求，不仅出台了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投资政策，而且信贷规模连创新高，社会融资不断扩大，广义货币（M2）也由2008年的不足50万亿，一下子猛增到目前的140万亿，接近两倍。相反，经济增长率则由两位数下降到目前的6.7%。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下，经济增长率出现下降，是很正常的。为了稳增长，货币发行增多，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货币的增长速度与经济的稳定程度，似乎并不协调。更多情况下，货币发行量的增多，不仅没有能够对经济起到稳定作用，反而使经济面临了更多的风险和不稳定因素。因为，从4万亿投资政策出台到现在，货币政策都是从需求端发力，在需求端做文章，而没有转向供给侧。
为什么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要求，说到底，就是在总结了前一阶段稳增长的经验和教训后，才得出的新的结论，也是完全符合当前实际的转变。因为，不是需求端不旺，而是供给侧过猛。更重要的，供给的质量和效率过低，导致供求矛盾越来越尖锐，供过于求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最终，不得不到供给侧找问题、找出路、找办法。
很显然，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和金融风险防范工作，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亦即过于强调需求端的管理、需求端的满足、需求端的风险化解，而忽略了供给侧的矛盾和问题，忽略了供给侧传递和输送的风险。
我们注意到，近两年来，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防范风险的政策和措施，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由财政来置换政府债务以及正在实施的债转股政策，前者已经置换了5万亿，后者尽管有“权威人士”的不同看法，也没有停止运作，而是已运作了数千亿，更多的运作也正在进行。
现在的问题是，站在眼前金融风险防范以及企业运行的角度分析，在需求端采取一些化解金融风险的措施，或许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0事实也是如此，从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供给侧基本是按照不规范的行为运行的。4万亿可以先放下不谈，在那样的背景下，即便错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此后已经认识到4万亿带来的负面影响了，也认识到金融部门在资金投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了。
可是，实际运作却并不如决策者所要求，货币的投放，走的仍然是4万亿之路，甚至比4万亿还要风险大。特别是去年，资金投放更是达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11.3万亿，可能就不只是需求端有这样的“胃口”，而是供给侧出现严重问题了。
想一想，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整整90多万亿的货币投放出去了，经济增长却仍处于下行状态，实体经济仍然融资十分困难，而且，还冒出了融资贵的新问题。那么，新增的90多万亿资金都去了哪里呢？所谓的政府债务、国企债务，都是如何形成的呢？
不能不令人担心，如果决策者只求眼前平稳、眼前平安，而不顾将来、不顾长远，那债务置换也好，债转股也罢，留给中国经济的，就是积累新的金融风险和将现有风险后移，而决不会化解金融风险。因为，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都会因为中央政府的买单而负债的内存动力更强，化解风险的内存动力更弱。
到头来，真的会出现风险无力管控的现象。更重要的，银行也会更加肆无忌惮地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支持，而对更加需要资金支持的实体企业、中小企业则更加吝啬，导致货币资金的结构更加不合理，处于僵尸状态的资金更多。
我们并不认为政府不能采用债务置换和债转股政策，前提是，必须规范银行和企业的行为，能够让银行和企业在这些政策实施中转变观念，而不是有了新的不规范行为发生的条件和空间。而管理层在没有对地方政府、银行、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提出明确要求、出台相关制度的情况下，就匆忙出台债务置换、债转股政策，以此来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那只能使风险更大、风险隐患更多。
实际上，现有的货币已经足够经济稳定的了，甚至可以说已经过剩了。不出台相应的政策倒逼银行调整信贷结构，优化信贷业务，而继续一味地增加货币供应，并实施一系列的增加风险政策，给地方政府、银行、企业的不规范行为加油，岂能不留下新的风险隐患、带来新的金融风险呢。
所以，中国在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上，也必须从需求端转向供给侧，在规范政府、银行、企业行为的基础上，盘活存量资金，优化货币资金结构，而不是在需求端直接或间接地增加货币发行、积累更大风险。
作者是中国财经评论员
如果不对供给侧的问题加以重视，不对供给侧的行为进行规范，需求端化解的风险越多，可能留下的风险隐患也越多，积累的新的风险更多、更加难以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