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眼中国
环球论坛
沈大伟说：“在表面上，我们看到权力被集中，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强势的领导。但是透过表面，在体制机制上，我看到很多弱点，反腐运动伤害了他和咨询体制内精英的能力。”
hanyh@sph.com.sg
中共大规模的反腐运动成功让“虎落蝇飞”，但也造成官僚不作为等问题。有中国政情观察者视之为无法避免的代价，但也有声音指出，反腐运动损害了习近平与精英的关系，对中共带来的“治疗”效应与破坏程度至少一样。
本年度的通商中国“慧眼中国”环球论坛昨天进入第二天，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以及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主题讨论中，就中国“反腐运动下的新政治与商业环境”进行了多个回合的思想交锋。
沈大伟在回应主持人提问时，肯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启动的反腐运动十分有必要。他也认为，反腐是习近平集权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反腐也在某些方面破坏了习近平与军队、与政府与企业精英的关系，他对军队、政府与企业精英的控制并没有被强化。
沈大伟分析，反腐运动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戴，但是企业精英、党内精英与军队精英群体，私下对反腐运动有许多抱怨。他也认为，习近平一反中共过去30年来的集体领导制，将所有的制度内权力都集中到个人，这对中共与对中国都没有好处。
他说：“在表面上，我们看到权力被集中，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强势的领导。但是透过表面，在体制机制上，我看到很多弱点，反腐运动伤害了他和咨询体制内精英的能力。”
他也批评，中央巡视对各个单位的巡视，对党的整个机制产生了一种“寒蝉效应”（freezing effect），干部的恐惧心理也导致习近平所宣示的全面深化改革大计难以推进。
他说：“有中国人跟我说，党内的不信任氛围现在达到了文革以来的最高水平”，高层以非常有选择性的方式进行清党，过程是秘密的，“这是‘关门整风’，不是‘开门整风’。
对于习近平与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推动的反腐运动，郑永年有更多的肯定。他也认为，反腐与集权应该分开来看。
郑永年分析，习近平集权是对胡温时代中共权力过于分散、“顶层封建主义”现象的回应。前任总书记胡锦涛上台初期也力求改革，但是面对党内过多的制衡机制，最终十年都做不了什么。
因此，习近平的集权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下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没有自己的队伍，也就没有办法推进改革事业。
但郑永年相信，集权不是习近平的目的。即将在明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因此很关键，习近平需要成立自己队伍，同时需要找新的方法来推进党内民主。
“我认为，没有党内民主，中共也无法持续下去，个人独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现在经济多元、社会多元，党内不同的利益群体，需要寻找新的协调机制来满足党内的不同利益。”
沈大伟：不认同习近平
“先紧后松”说法
对于寄望于“十九大后”的说法，沈大伟则不以为然。他在答问时提到，并非美式民主才有能力遏制腐败，一党制下的政体也能维持清廉，前提是社会的其他机制不能为该党所垄断，媒体要有空间监督官员，司法必须独立。然而在中国，中共完全垄断了其他社会机制的权力。
至于习近平采取“先收权、后放权”、“先紧后松”的可能性，沈大伟也不乐观。“有人说，十九大以后我们会看到‘新的习近平’，会看到开放、改革、党内民主，集体决策等等。我个人不能认同这种说法”“他（习近平）已经没有了退路（burnt his bridges）, 将自己困在墙角，也结了很多敌人。”
沈大伟也批评，当官员们纷纷对最高领导人“表忠诚”，这透露的不是体制的强韧，恰恰是弱化。他认为，这场反腐运动对体制造成的损害与其“治疗”效果至少一样。
郑永年随后反驳，中国制度并不像外界形容的那么脆弱，反之，美国式民主也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就以领导人的产生来说，中国是选拔和选举结合，“所以中国永远不会有川普”。
在他看来，中共的统治地位其实十分稳固，但出于责任心，习近平考虑的不只是一己的十年任期，如果他现在不大力反腐，十年后党内腐败问题与政治寡头更无人可撼动，到时中国就可能走上乌克兰的道路。
曾经提出中共是“组织化皇权”的郑永年，也呼吁外界从中国历史的视角去观察中共。从中国历史的视角看，新政权维持几百年很常见，相比之下，西方民主至今才走过200年。
沈大伟这时候说：“永年，中国皇朝也不断兴衰被取代，你不从朝代更替的角度看中共吗？”
这两位国际级专家一来一往交锋，但气氛保持着温和友善，他们的发言紧紧抓住全场注意力，也几次引起共鸣的笑声。
对于沈大伟的提问，郑永年回答：“历史是没有终结的，我不同意福山的说法。我也看不到西方民主可以持续300年。西方民主是精英民主，过去精英有共识，现在精英形成不了共识，不负责任的政客就举行公投让人民自己去决定，人民做了决定以后他们又后悔。”
对于中国的政权是否能持续，郑永年更认同的是“必须负责任”。在封建王朝时代，如何皇帝不负责任，人民有权利将之推翻。
他说：“我觉得，当然，一切都会结束，没有东西是永恒的，问题是在于，谁可以存在更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