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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共高层在公开讲话中表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这确实属于战略综合层次上的认知筹划，综观人类文明进步成长的历史，其主要动力就是能够不断推出更好的发展方案，并不断淘汰过时落后的方案。


美国19世纪的南北内战，为什么最后以北方胜利告终？因为北方能提供当时更好更合理的社会发展方案。中国在1911年为什么结束了有3000多年历史的王朝制度？因为走向共和能提供更加合理文明的发展方案。苏联20世纪50年代曾誓言要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竞赛”，也等于是向当时的世界提出了“苏联方案”。但40年后“苏联方案”却没能通过历史考验，反被“美国方案”所淘汰取代。


个别美国学者曾因此有些沾沾自喜，提出了西方民主就代表“历史的终结”，但近年来又重归谨慎，因为世界上的事情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目前提出“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就展示出在此方面的创新决心和良好意愿。


但很明显，探索人类更好的社会制度，仅仅有决心和意愿是绝对不够的。最关键的还是要敢于不断改革突破，保证一个文明能持续释放出崭新的青春活力。从中国的特定历史和现状来看，所谓“中国方案”欲真正经受住历史和未来的考验，笔者以为须着重解决好文明关注重心，政权与民权的平衡，形而上下对称这三大核心难题。


所谓文明关注重心，就是一个文明比较重视什么和忽视什么。这种经常是下意识的习惯或定势，却可以规定塑造一个文明发展的走向与后果。譬如中国文化一向比较重人治，轻法治；多直觉，少科技；习惯于暗箱操作，不善于透明建设；强于说篇大道理，弱于提升具体行为等等。如果21世纪的“中国方案”里面还包含了众多类似杂质，而不能尽快有效对之过滤克服，“中国方案”的有效性和感召力必然大打折扣，甚至在激烈竞争中落败。


关于政权和民权的难题，其实解决答案已经有了，但具体操作落实却一直难以到位。对一个成熟稳健的现代社会环境而言，政权要收紧，民权要开放，这就是答案。这既不是无政府，也不是大民主，而是政权与民权之间的一种高度有机平衡。必须承认，中国政治文化对于权力和权利管理的认知和手段，都还处在一种比较朴素粗糙的档次。对政权的质量，还是更多关注清官或贪官；对民权的开放，还更多是忧序怕乱。政权质量的提升，更多应围绕着体系和监督建设，这样无论是何人上位掌权，都接受同等的管理和规则约束，而不能总重复“开始是好人，掌权后成贪官”那样的可悲故事；对于开放民权的顾忌，当然与中国政治中的愚民和防民传统有关，还有就是不懂正常公民及其权利，对现代社会的重大建设和推动作用。这等于是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的一个关键按钮，却迟迟难以充分开启。


至于形而上下对称，即精神境界，生活信仰，高雅文化，与物质发展，消费娱乐，犬马声色的有机共存共处。中国的情况在于在这两方面走极端，要么庸俗到可耻可鄙的地步，要么清高到不食人间烟火；或者有试图对之改造者，却又难以做到政教分离，反而于事无补。西方文明的实践表明，宗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可以有机挂钩的，人类心灵可以在物质生活和精神境界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而并非必须两者相互对立或否定，并导致阻碍社会发展进步。


“中国方案“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中国自身改革开拓的力度、角度和勇气，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还是作茧自缚，雷池难越，世界对之拭目以待。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