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地理环境资源学系副教授简旭伸说，以前，基本上人们只抗议地方政府，比较相信中央政府，认为错都在地方政府，但是现在有些人批评政府的时候，是将地方和中央打包在一起，也等于说是对政权的不满。
中国地方政府正从中央政府可控的“孙悟空”，变成制造问题的“周处”。
台湾大学地理环境资源学系副教授简旭伸昨天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办的“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新社会主义”国际论坛上发言时，发表上述看法。
简旭伸说，大陆在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央需要借助地方政府大胆创新以带动经济改革，同时向中央上缴税额。同时，中央政府掌握地方官员的考核和任命，“财权上缴、事权下放”的政策，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更便于管控。
不过，近年来，由于外在因素的变化及体制运作的矛盾激化，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已由“孙悟空与唐三藏”的可控模型，变成地方政府一面为中央解决问题、一面又制造问题的“周处”模式。
简旭伸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进一步将问题的根源细分为两大核心：一、体制内部运行逻辑出现矛盾与人民需求的变化给地方政府带来四个挑战。二、部分大陆民众开始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绑在一起，人们的抗议指向从过去的地方政府，变成中央政权。
按简旭伸观察，“周处”面对的第一个挑战是困境变大了。2008年之后，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行为变得更加急躁，温家宝主导的国务院推出四万亿（人民币，约8000亿新元）刺激经济配套，地方领导为了在主政任期内争取升迁而抓紧机会刺激GDP增长，导致地方债务激增、拆迁项目增多、“鬼城”大量浮现。刺激经济方案的效应在2011年，也就是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接班前一年开始显现。
二、习近平在2012年执政后大力反腐，令地方官员的升迁诱因机制变得不透明。过去，中央鼓励地方政府在经济上创新，地方领导只要提振经济就有望升官。但在中央展开大规模反腐之后，地方政府难免产生一个疑问：“为何大家都做相同的事，被抓的是我，不是别人？”这不仅改变地方官员升迁的诱因机制，也给地方与中央关系添矛盾，外界也普遍认为，这是导致中国经济放缓的主因。
三、随着民众的需求复杂化及环保维权意识增强，地方政府需要处理更多社会与环境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评估指标难以量化。
四、民众越来越重视环保，但环境污染的责任归属问题难厘清，例如污染空气会飘散，这又给中央与地方关系添矛盾。
简旭伸也指出，现在的地方政府需要面对越来越强大的民意压力，民众出现不满时，又是同时投射向地方与中央政府，就造成整个权力运行机制更为复杂，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更不好控。
他说：“以前，基本上人们只抗议地方政府，比较相信中央政府，认为错都在地方政府，但是现在有些人批评政府的时候，是将地方和中央打包在一起，也等于说是对政权的不满。”
鉴于以上种种，他建议从两步骤着手对“周处”现象进行改革。
更大幅度地分权到人民
首先是更大幅度地分权到人民手上，将“向上负责”改为“向下负责”，唯有分权于民，才能让官员真正看到不同评估指标的重要性，并有效进行改革。不过，简旭伸也强调，分权于民不一定是指西方选举模式，“可能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式”。
二是按区域进行分权改革，可从县到市，再到省一层层推进，而不需要所有省份同时做。简旭伸提出的参考模式是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政治路线图。
他在受访时总结道：“周处的概念是，他还是很有能力的。大家对他的期待不只是解决问题，还有本身自我改革，让自己变得更文明。”
寓言：周处除三害
“周处除三害”是中国古代寓言故事。周处是晋代义兴阳羡（今江苏宜兴市）人，年轻时常与人打架斗殴，危害乡里。
当时，当地的大江里出现一条蛟龙，在山上又有一头凶恶的老虎，时常侵害乡亲，于是乡亲把周处跟蛟龙、猛虎叫做“三害”。
周处为民除害，上山下水将老虎与蛟龙都除掉了。不料，乡亲非但没有感激或亲近他，反而因误以为周处在与蛟龙搏斗中死去，而互相庆贺。周处见此情景，方知自己才是最大祸害，终改过自新。故事隐喻一些人以为帮他人解决问题，殊不知自己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