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经历的不是一场持续30余年之久的道德危机，而是道德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真正的道德自我开始出现，强调个体权利和自我发展的新伦理价值观体系，代替强调义务与牺牲的集体主义伦理体系，不过由于新旧道德纠缠不清，中国人要做一个向善的“好人”，也很难很纠结。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昨天在“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讲座中，从历史，理论与实践三方面，全面阐述中国伦理话语与行为的变化。
阎云翔指出，过去30多年来，几乎每个年代中国都有一个道德危机的主要体现：1980年代有“三信危机”，90年代“性革命”登场，本世纪初发生的毒食品、扶老人被讹等问题，都引起了有关道德沦丧的全民思考。
他质疑，危机应该是短暂的状况，那上述那么多“危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危机”？其次，上述个案在统计学的角度看，频率并不高，因此中国发生的是道德转型，不是危机。
中国社会道德转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阎云翔解释，通过这场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了官方合法的意识形态，实用与物质主义成为贯穿官方意识形态的主线。不过，这个结论混淆了知识与信仰，实际上排除了具有超越意义的价值观，产生了“驱逐信仰”作用。
中国道德转型的另一个转折点是1980年潘晓公开信引发的人生意义大讨论，这场讨论最终没有形成统一结论。阎云翔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出现多元价值观的开始，尤其是社会直面自私的话题，意义重大。
他说：“我们终于可以正面对待自我利益、自私的话题，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自我开始出现，就是你不是盲从旁人强加的价值观，而是你也知道相反的价值观，最终你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样的人，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自我。否则的话，就是盲从。”
说到这里，阎云翔展示一张自己青年时代的集体照，以此说明，此前大家毫无保留地接受官方的伦理价值观与统一意识形态，照片中大家穿着、表情都一样，但“哪一个人有真正的、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自我呢？”
在80年代以后，新的伦理与自我开始出现，即时回报期待，取代了传统儒家伦理与共产主义伦理体系所强调的延迟回报；安贫乐道的价值，被赢家通吃、竞争力、“狼道”所取代。
不过，阎云翔也认为，现实不是一片灰暗，因为社会一方面既出现了突破底线的不道德行为，也有新道德行为方式出现，例如个体志愿者、环境保护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等。在“不道德”与“道德”的光谱两极之间，是大量处于灰色地带，有争议的行为。
关注个体在道德转型中困境
阎云翔更关注的是个体在社会道德转型中的困境。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农村寡妇含辛茹苦将两个儿子培养成材，但儿子是IT宅男迟迟不结婚，她喝农药自杀了；一个父母都从事金融业的优秀青年，因无法满足父母期望，结果得了抑郁症。
阎云翔说，在剧烈变迁的社会中，没有多少人能完全脱离传统与共产主义价值观，一夜之间转换出新的个体主义价值观，不感受到困难尴尬。他通过研究发现，中国传统社会对个体主义的理解与西方差别很大，而在个体在具体生活中的道德选择与困境，是人类学最擅长与十分值得研究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