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聚焦


颜色革命的旋风从2000年代早期开始席卷世界，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推翻了谢瓦尔德纳泽政府；2004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推翻了亚努科维奇获胜的选举结果；2005年的南斯拉夫的“推土机革命”推翻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政府；2010年末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几乎席卷了所有的中东国家；2014年乌克兰“二次橙色革命”爆发，推翻了亚努科维奇政府；2006年泰国“兰花革命”推翻达信政府，2008年推翻沙玛政府，2014年推翻英叻政府；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试图推翻《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和马英九政府；2014年香港“雨伞革命”试图推翻梁振英政府，和胁迫中央政府接受香港激进民主派的普选方案。


颜色革命在地缘上有一个极度明显的特征，那就是逐渐对美国霸权最大的两个威胁中国与俄罗斯形成合围，在意识形态上的特征，则是以终结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反华盛顿共识的集权体制为终极目标。中国已经被推到了颜色革命的边缘。


根据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的研究，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总数在2010年已突破18万起。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2014年《法治蓝皮书》，抽样调查了在2000年1月1日到2013年9月30日的871个群体性事件——涉及民众人数220万人。在《法治蓝皮书》的调查样本中，67.7%的群体性事件涉及民众人数在100人到1000人之间，31.1%的群体性事件涉及民众人数在1001人至1万人之间，1.1%的群体性事件涉及人数超过1万人。在涉及人数超过1万人的群体性事件当中，有一半是由于环境污染问题所引发。44%的群体性事件涉及政府官员腐败等问题，45.4%的群体性事件涉及执法人员（主要指警察和城管）执法不当的问题。


蓝皮书指出，土地征用、强制拆迁、污染、劳资纠纷和交通事故，是引发群体性事件最主要的五个原因。全国平均而言，60%以上的群体性事件和土地征用及强制拆迁有关，另外环境污染也越来越成为极重要的社会矛盾引爆点，劳资纠纷事件的增长也很迅猛。


有几大因素预示着未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将迎来高发期：中国经济进入资产负债表通缩，导致经济景气严重下降；旧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新的增长模式难以确立；制造业衰弱，引发去工业化，导致劳资纠纷和中下层人群失业问题日益严峻；雾霾和环境污染形势恶化并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地方政府负债累累，愈加依赖土地财政创收，这将进一步激化征地和强拆的矛盾。


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速很有可能只有7%左右，大大低于改革开放初期30年10%以上的增速。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又缺乏充足的资源去应对和处理，群体性事件一旦增加到一个临界点——令政府的财政资源、人力资源、机构资源、法治资源和政治体制无法消化，这个时候情势就将失控，系统稳定不再，颜色革命可能全面爆发。


目前颜色革命所到之处，几乎所向披靡，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有效的方式去管控和应对，这个时候很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眼下的维稳策略。从1998年至1999年间开始，危机感甚重的中国国内安全部门，就开始寻找一种更加精密的策略，以应对自1990年代早期以来便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内安部门意识到靠针锋相对的严密镇压方式，已经无法将群体性事件恢复到1989年学潮之后一两年的低发水平了。内安部门认识到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民众，有很多诉求都是合法合理的：失业、裁员、非法税费、腐败、坏境污染等等中国一时间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因此，内安部门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新的维稳策略，要能使他们可以有效的把群体性事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为解决诱发群体性事件的经济问题和政策问题提供渠道，从而防止群体性事件失控，并成为波及政权稳定的严重威胁。


中国即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是颜色革命发力的最佳窗口期。颜色革命在中国正在寻找突破口，好在关键时刻伺机给予致命一击。中国正在南中国海，东海上严正以待，应对空前紧张的局势；但在颜色革命的战线上，其传统的暴力国家机器已陈旧脆弱不堪。颜色革命要成功的一个关键，就是用非暴力的方式逼政府用极度暴力的方式来镇压，这样才能使政权的基础最终土崩瓦解——权力执行者和权力服从者因忍受不了持久的血腥暴力，而收回他们对政权的支持和服从。


随着美国收缩战线，未来美国干预地域政治，将从原来的军事存在，越来越多的转向非暴力干预——颜色革命理论的适用领域。这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将国防安全的重心，从传统的军力系统，更多的转向非暴力武器系统和非暴力战争，否则国家安全很容易失去保障。


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颜色革命理论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延续千年的政权更替模式已经被彻底改写，中国却依然在传统的硬维稳思维中固步自封，忽视了颜色革命全球化、高技巧、模式化、去中心化的软内涵，好比拿着中世纪的武器打着20世纪的战争，是毫无胜算的。火箭军和蓝水海军就好比耗资巨大的马其顿防线，中国应防止国家安全在非暴力战争处决堤。


作者是中国独立经济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