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治评论人章立凡指出，中共自十八大以来宣布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等，但雷洋案和维权律师被捕的现实情况，却与人们期待的改革氛围相反。
中共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20周年之际，受访学者认为，坚持邓小平当年开辟的经济改革开放道路，以及推动他当年提出的政治改革，就是纪念邓小平的最好方法，也是将来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经之路。
另一方面，近年中国走出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军队要忍耐”和“韬光养晦”外交政策，朝更积极的富国强兵和大国外交方向迈进。
但受访学者认为，尽管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变得更有所作为，它不会放弃韬光养晦理念背后的谦让、中庸文化理念。
邓小平是在1997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他在1978年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又在1992年春天通过南巡讲话，引领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今年既是他逝世20周年，也是他南巡25周年。
值此纪念日，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纪念邓小平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开辟的改革开放道路继续走下去，不要让它中途夭折。”
一些评论认为，中国极左力量近年有抬头的现象。其中，一些极左的声音尝试全盘否定邓小平1978年以后开辟的改革开放道路，并批评经济改革后一些农民的利益受到盘剥。汪玉凯认为，极左声音浮现，应该不是最高领导人的本意。
不过，依然有北京观察人士担忧，中国这几年出现言论空间收缩，意识形态风向左转的现象，官方对网上信息采取的限制和审查，强调干部不得“妄议中央”，给人予“走回头路”的感觉。
北京政治评论人章立凡指出，中共自十八大以来宣布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等，但雷洋案和维权律师被捕的现实情况，却与人们期待的改革氛围相反。
他受访时表示，纪念邓小平时应反省，认识到中国还没有彻底推行他提出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他说：“邓小平提出要经济改革，同时要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如果失败，经济改革也不会成功。”
汪玉凯也同意，目前社会上出现的问题，不是因为当年走了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的道路，而是因为改革不够彻底。
“例如收入差距的问题。邓小平提出的口号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后面还有一句话是最终实现共同富。他也说，如果中国出现两级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我们应该完整理解邓小平的话，不能只听他的前半句，而不按照他的后半句去朝共同富的方向推动。”
他认为，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的改革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中共能否在政治改革和执政党自身改革方面取得突破。中国如果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必须推动政治和政党改革，来攻破利益集团这头改革路上的“拦路虎”。
汪玉凯也解释，中国需要的政治改革，内容应包括让公权力接受更大的约束。“社会在呼吁，要求十九大（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干部公开申报财产。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是政治改革体制的重要元素，但是据说碰到很多阻力所以无法推动，至今官员只是向内部申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也认为中国需要不断进行政治制度建设与更新。他昨天撰文评价邓小平的政治遗产时写到，邓小平为执政党留下领导干部任期制、年龄限制、集体领导体制、干部任用制度、基层治理等制度。
他也指出，1989年之后，中国的改革不再具有全面性、系统性。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共推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改革文件，勾画出制度建设的具体轮廓，但制度建设的执行情况却不令人满意，有些领域似乎“正在失去方向”。
另一方面，在军事和外交领域，邓小平当年的“军队要忍耐”和“韬光养晦”方针，今天已有所不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军费近年高速增长，在国际舞台上也采取更积极、高调的姿态。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王义桅受访时说，韬光养晦的思想根源是中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东方文化素养，“泱泱大国也要是谦谦君子”的观念，中国不会放弃。
他指出，有别于邓小平时代，当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外交战略的重点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可以算是老大，因此自然得扮演更多的领导角色，提出更多积极主动的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