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旺角骚乱的发生， 除了暴力所带来的震撼外，也将深深地改变香港未来的政治走向。香港的未来也更加难以预料。
首先，就政党、政治力量而言，本土激进派的崛起，受最大冲击的不是建制派，而是同属非建制派的传统泛民政党。比如2月28日举行的新界东立法会补选，选举议程就从“泛民－建制”变为“泛民－本土”。这意味着泛民派再无法垄断非建制派的代表位置。对于泛民派所谓的大局、策略选项等，激进本土派组织并不认可。现在，他们只想把自己的人送进议会里。
其次，激进、暴力行为的出现，让原本已经处于困境中的泛民派，更进一步地失去了话语权优势：既害怕政党走向激进暴力，失去固有支持者；又害怕批评激进、暴力，会失去年轻世代选民，最终只能对激进本土组织与港府各打五十大板。其左右失据，不知如何应对的窘态一览无余。尽管泛民派早就意识到需要应对新世代力量的挑战，但显然，他们仍然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回应。
与此同时，暴力与激进化行为的出现，也是对泛民派所主张的“和理非”（和平、理性和非暴力）抗争方式的告别。
一直以来，本土派就对泛民派“又倾又砌”（既沟通又批评）的方式嗤之以鼻。在占中运动失败后，本土派组织就宣布泛民派“和理非”方式的终结；在去年的政改失败后，激进的本土派除了不满于北京和港府的强硬立场外，也迁怒于泛民主派的整体温和路线，因此试图尝试暴力激进手段的政治社会效果。虽然香港社会对此次旺角骚乱持否定态度 ，但很难保证他们下次不会再使用同样的手法。
总体来看，泛民主派这一招牌，已经不能完全代表香港的反对力量。相反，所谓的“本土派”、“勇武派”等本土派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并有取而代之的趋势。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激进本土派崛起后，激进、暴力化的手段是否成为常态？正如上面所言，传统的泛民派一直采用“和理非”的手段进行抗争。无论具体的主张如何，但泛民主派始终力求在“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下解决问题，其领袖或成员、追随者亦多数认同中华民族。但激进的本土派组织，却并不在意于具体的手段如何，只在乎最终结果如何。
与此同时，更大的危险还在于，除了手段上的激进化、暴力化，他们的诉求与思维也不再只停留在效果不彰的“争民主”范畴，对过去被视为禁忌的主张不再低调和克制。过去在非暴力、和平抗争之下并不存在的议题，比如“港独”问题，现在却被摆上台面。不管其他传统政治力量是否愿意，却也将面对不得不明确其态度的抉择。由此一来，彼此间的距离与分歧将越发地大。
第三，香港政治的议题是否被重设、转换或扭曲。从原本争取“真民主”、解决香港社会矛盾、经济民主问题，简单转变为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对抗、对立，只强调两地间的不同，不再“求同存异”。正如身份政治的突然冒出一样，打乱了原来“民主”议题的进程一样。现在，激进本土派崛起后，是否会重新设置、甚至主导香港政治的议题呢？要知道，过去30多年里，香港政局的议题始终是围绕政制发展民主化的问题。放在几年之前，身份政治是个没有人谈及的问题。但现在，它却是个问题了。
整体来看，无论是传统泛民主派力量的瓦解、激进本土派的崛起，或是暴力行为的出现、香港政治议题的变换，对于北京而言都不是好事。或许有人会认为，香港反对力量的瓦解，不是有利于建制派政党吗？但要看到的是，新出现的政治力量，却是个并不在乎行为是否激进或暴力的组织，其主张更是非克制、低调的。
从这一角度上看，香港问题的变化，并没有因为北京的态度或意愿而变化。相反，似乎朝着越来越难以控制的方向走去。香港未来的命运会如何，似乎已经无法预料了。
作者是中国广州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