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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众声喧哗，争论不止。最大的焦点，自然是关于“一国两制”。北京认为香港经济的持续发展、繁荣与其国际地位的保持、巩固，都证明“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成功。


但在香港人看来，恐怕却是另一番景象。特首普选时间表一再更改，这自是不必说。香港贫富差距悬殊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糟糕。青年人的就业、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上升的空间却越来越小。回归20年，虽然是“港人治港”，但普通公众，恐怕很难有自己当家作主的感觉。


公允地说，香港经济持续增长，整体上的繁荣向上，倒是不假。只是整体上的增长，恐怕很难掩盖背后实际的不平等越来越明显。不平等的腐蚀性，远比整体上的繁荣带来的对前景的信心更加强烈。如果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转化为普通公众的实际利益，那么这于他们而言，就只是海市蜃楼而已。


“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为了让香港人对未来有信心，对国家有信心。但整体上的信心，终归是个每个香港市民的信心的汇聚。当普通公众对自己的生活前景感到渺茫，对未来信心不足时，又如何让他们相信这是制度设计与实践上的成功。


更何况，当初“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本身就存在巨大的空白，需要北京与香港齐心协力去摸索、实践，寻找出平衡的中间点，彼此适应。但现在看来，这个平衡点，始终没有找到。


所以，不要质疑为何香港市民，有时会怀念港英政府时期。这其中除了乡愿作祟外，香港管治队伍的水平在这些年里不断下滑，也是不争的事实。以现在林郑月娥的政府新班子为例，就可明显感受其中带来的影响。


虽然林郑月娥对政府新班子赞赏有加，但其在组建过程中遇到的重重障碍，却是人尽皆知的事实。相信香港并不缺乏政治人才，也不缺少愿意为香港社会发展、愿意为香港市民服务、谋福祉的人。那么，为何就难以吸收这些人进入到新政府里呢？是因为北京不认可被否决，还是因为对香港的管治团队越来越没信心，不愿因此自断前程而加入新政府？后者的可能性恐怕更大。


但却也是香港政治的吊诡之处。一直以来，香港的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联系就若即若离，两者之间并没有强大的纽带关系。无论是港英政府时期，还是回归之后，香港政治精英面向的对象，都有一个强大的“外来者”在其之上。换句话说，香港的政治精英，其利益、前程，并非香港市民所决定的，而是由其面向负责的上层政治行为者所决定的。


即便如此，无论对社会、经济或是民生问题有多么强烈的不满，香港的公众却又不得不依靠这些人来治理香港，带领他们走出困境，指望他们的管治水平保持在较高的水准之上。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对自己在回归后，得到“高度自治”与进行特首普选的承诺之下，才会因为自己依然决定、影响不了自己所在城市的政府首脑与治理班子，而感到愤怒。在“九七问题”上，香港公众没有能力影响自身的命运，回归之后的“自治”，自然被视为自己决定命运的关键。但现实却似乎清晰地回应了这种愿望，仍然遥遥无期。


因此，香港人一再强调“一国两制”中的“不变”，某种意义上，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试图寻求一支有足够权威性、管治能力足够好的团队，来治理香港。这种“现状”，或许是他们现在最基本的诉求。


所以，对于香港政府而言，尤其是对林郑月娥来说，只要避免像梁振英一样，把社会问题政治化，缺乏诚意、诚心去面对香港的问题，那么，重建香港政府的权威，并展现足够的改革意向和决心，那么香港的未来、前景就仍然可以期待。


作者是广州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