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彬
中国聚焦
香港是中国的“政治特区”，应该允许它尝试政治改革。
“一国两制”的目的并非在香港岛上保留一个上世纪90年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就算是成功的，它同样需要改革，需要发展。中国保留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岛上，是寄望于它对中国有利。中国大陆的经济已经很好，香港经济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已经越来越小。
如果从科技、互联网经济的角度上看，它更加显得“无足轻重”。然而，如果它可以在政治上尝试实现良好的城市治理，或是探索出新的有效的政治运作模式，那它对中国未来的意义将变得十分重要。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认为她任内的重心工作是经济与民生。这一点没有错。保持经济繁荣，让民众拥有好的生活，可以提升政府的威信，帮助其更好地进行治理。
但一个不能忽视的前提条件是，香港现在是一个政治化的城市。激进本土政治力量的出现，异议者开始质疑香港的法治、法庭和法官，反映的是这个城市政治化程度前所未有。在它的背后，反映的是香港对自己未来的不确定性。
其实，这种不确定性，又何尝只是香港才有，中国大陆的不确定性与之相连。或许，这就是香港人急切想摆脱与中国有关系的原因。他们或许认为，只要自己能够作主谁来治理香港这座城市时，他们就能摆脱这种不确定性，能够感到安心。但这恐怕并非事实，也不会是现实。
一个政治化的城市，是投机政客与政党出现的最佳土壤。它们有足够的能力和环境，把所有议题都政治化，制造混乱。尤其是香港的迷宫般的立法会选举制度设计，以及当选行政长官的条件，使得反对者根本无缘实现对香港管治的可能，甚至哪怕只是在立法会取得控制权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因此，当反对者并不需要自己上台治理城市，为反对而反对，或者只要保持反对的姿态，就足够他们获取政治资本，以便在下一次选举中继续当选，或者在香港维持知名度。
香港目前的政制可以保证行政长官对北京绝对的忠诚，也能保证反对派无缘于香港治理，但这恐怕也恰恰给香港的管治者制造了一个最大的、最麻烦的、最投机以及最民粹的反对者。后果还远远不止于此。虽然这些反对者可以在立法会上质疑政府政策、行为，但他们的权力却又如此之少，以至于基本上，他们很难做出任何有效反制政府的手段。
最终，对这些体制内反对者失望的人，组成了街头的反对者，寻找替代他们的可能，或是以自己的方式对抗政府当局。传统的立法会内政治运作的模式走向衰竭。
当香港的反对者，无论是立法会内或是街头上的人，在一座政治化的城市里，民粹的出现就是他们最好的炮弹。他们的主张基本上不会有得到验证的可能。而民众却可能相信他们的主张是对的。最终，这座城市的民众开始分化，成为极端对立的两方。
这在香港并非第一次。过去经济的繁荣，掩盖了香港曾经也是一座非常政治化的城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同样是一个意识形态，以立场先行的城市。现在，它不过是重新复活了而已。
显然，“九七回归”与“一国两制”是这种转变的开关按钮。但实际上，香港并非没有彻底关闭这种转变的可能。九七回归后，香港的政治曾经一度向好，向常态化政治转变。但可惜的是，一连串的经济危机以及政府政策的失误，导致了这种可能性逐渐消失。当北京开始放弃完全不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定时，又加重了这一种趋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香港是中国的“政治特区”。上世纪80年代对香港的政治安排，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意义。但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安排于当下已经渐渐有些不合时宜，其中的制度漏洞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修正。正如行政长官的权力与权威，并非仅仅来自于《基本法》的确认，同时也来自日常政治运作中所建立起的形象与魅力。依靠宪制确认的权力固然不错，却并不足以保证它在日常运作中有效。正如当下香港行政长官与香港公务员系统、立法会的关系一样，彼此间的鸿沟可能远大于合作的可能。
一个成功的“一国两制”，显然并非保留一个上世纪90年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完好无损就是成功的。“一国两制”的最大贡献，在于保留了有别于中国大陆政治体制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所以，从这种角度上说，应该允许它尝试自己的政治改革，寻求突破当前这种困局的努力。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尝试的时间窗口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了。
作者是北京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