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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香港“占中”的其中一名发起人——朱耀明牧师在香港的知名度很高。正如他在法院受审时发表的《敲钟者言——被告栏的陈辞》中所述，他一生忠诚地维护弱势社群的利益，不少人曾受过他的救助，但同时，他也颇深的涉足政治。
他不但联手发动“占中”，还曾参与“黄雀行动”协助“六四”民运人士逃离大陆，近年则创办“我要回家运动”，了解流放各地民运人士的生活情况。对他来说，弱势社群与政治犯，同样需要他彰显上主公义。
他在《敲钟者言》中说：“（我）垂老之年，满头白发，站在法庭被告栏，以待罪之身作最后的陈辞，看似极其荒谬和讽刺，甚至被视为神职人员的羞辱！”然而，他认为这是一生牧职最崇高的讲坛。
最终，法官体谅他已75岁高龄而且体弱多病，判监16个月但缓刑两年执行，不用即时入狱。他在法院外挥着黄色手巾，以泪送别战友们入狱。
朱耀明在法庭上讲述其一生：“这一切，从我童年的故事说起。”他说，自幼失怙、失恃，幼时被送回大陆乡间随祖母生活，上小学时目睹土地改革运动，有些“地主”不堪凌辱而自尽。
他的祖母离世前托乡里申请他重回香港。他抵港第一天便当学徒，饱受歧视，更被黑社会欺凌殴打。有一年，他患上风湿性心脏病，住院两个多月。他开始问自己：生存的意义是什么？
就在朱耀明萌生轻生的念头时，一位老人介绍他当校工。学校的主任是基督徒，邀请他返教会崇拜。他随后渐渐明白不能放弃。
他半工半读完成三年高中、四年大专、三年神学院课程，1974年到柴湾浸信会服务。“教会是保守的，对传道人参与争取的社会运动，总是有所顾虑。”他说，当年参与争取兴建东区医院时，曾备受压力。
之后，他开始涉足政治。1984年“高山大会”后，他发表清晰的“还政于民”信念书；“八九民运”后，他照顾流亡的民运人士；到了1990年代当香港普选有了进度和时间表后，他便减少参与政制讨论，致力于民生工作。
香港回归后，本着争取民主初衷，他2002年参与组成“香港民主发展网络”，研究政制方案。2008年，他在做大肠钡剂造影检查时，须接受紧急外科手术，医生表示只有五成生存机会，但他最终逃过一劫。2010年，他退休了。
2013年1月，当戴耀廷邀请陈健民和他参与“公民抗命”的“占中”时，他本来感到惊讶愕然。然而，他说：“我虽然已70高龄，但禁不了良知的呼唤。”
朱耀明认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原是透过公民商讨、公民授权、对话谈判去争取普选，在迫不得已时才采取“公民抗命”。结果，他们发现“对话之路走尽了”，于是，“占中”启程了。
他的一生的确曾倾力扶助弱势社群，足以发表“警世之言”；但他也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法官判刑时指出：“示威者的行为要合乎比例，并不会导致过量的破坏或不便。”如此看来，他也是违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