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频发的朝鲜外交官叛逃事件，可能跟金正恩要求驻外部门上缴外汇的任务骤然增加有关。朝鲜的外派机构都有创汇的任务，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金正恩可能提出了超过驻外人员能力的要求，由于无法完成领袖交付的使命就会被质疑为“不忠诚”，驻外人员感到恐慌。


驻英公使曾对金正恩留欧期间的生活进行安排照顾，深得金氏两代信任，所以才有能力把家人留在身边。在其叛逃的消息发布后，笔者曾怀疑有能力举家叛逃是韩国情报部门策反的结果，但是如果因为无法完成创汇任务而恐慌叛逃，无疑向所有的朝鲜驻外人员传达了一个信号：“即使是身边人，无法完成任务也将有杀身之祸”，这将在朝鲜驻外人员中产生骨牌效应。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270号决议生效以来，朝鲜的经济压力逐渐增大，特别是外汇渠道几乎断绝。但是随着导弹试验的进程加快，库存备件消耗速度也会增加，为了尽快突破导弹技术实战化应用的瓶颈，朝鲜需要在短期内连续、高强度的进行导弹试验以验证整个武器系统的可靠性，为此朝鲜可能会高价从伊朗等“伙伴国”或者国际军火黑市采购制裁名单以内的敏感设备，导致外汇需求在短期内迅速增加。


另一方面，受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朝鲜的极端气候频发，高温干旱和台风引发的暴雨交替出现，朝鲜薄弱的农业基础受到较大冲击。此前朝鲜粮食连年歉收，几乎没有什么存底，今年口粮危机几乎已成定局。


预计朝鲜用于购买粮食的外汇仍将持续增加，这两个因素叠加，应该是金正恩突然要求增加创汇的主要因素。在七大上，金正恩确立了优先发展经济的路线，但是随着制裁效果逐渐显现，朝鲜经济的窘境越发明显，外汇匮乏只是冰山一角。但是驻外人员是朝鲜的特殊群体，他们的频繁叛逃将对金正恩的执政威信造成极大的被动。


金正恩的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都与日俱增，恐怖统治陷于骑虎难下的两难境地：要挽回个人威信，就要严厉惩处叛逃人员。但是外汇缺口越来越大，如果大规模清洗贸易部门，经济则有崩溃的风险。并且会加剧驻外人员叛逃的趋势，对执政威信更加不利。


综合分析朝鲜当前形势，可以做出以下几点研判：首先，叛逃仍是小范围的偶发事件，不足以对朝鲜的政治体制产生严重冲击。高层外交人员叛逃在朝鲜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曾经发生过，2016年以来的叛逃人员从数量和级别上看都并不突出，只是国际媒体的集中聚焦，可能对孤立的叛逃事件产生了放大和附会的传播效果。


总体上看，2016年上半年的脱北事件总量呈下降态势，虽然不能排除中朝关系转冷和金正恩政权强化边境管控的影响，但是朝鲜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没有发生剧烈的恶化也是不争的事实。朝鲜的社会局面总体趋稳，高层政治斗争的现实影响并未向普通民众传导，金正恩政权的整体稳定，并没有因为驻外人员叛逃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相比上个世纪90年代“苦难行军”时期，朝鲜现阶段的经济状况总体尚能维持稳定，虽然饥荒现象仍然断断续续的出现，但是大规模集中连片、长期持续的饥荒已经十分罕见。


从朝中社播送的金正恩行程中也可以看出，在上半年集中视察工厂、商店等经济部门之后，下半年金正恩的视察行程重新集中在导弹工厂、作战部队等单位，证明经济形势总体稳定，已经不再是最高领袖重点关注的迫切问题。


其次，朝鲜未来实施军事挑衅的高频度仍将持续。在舆论被动的低谷时期扩大军事挑衅，是朝鲜应对国际社会制裁收紧的一贯方针。在现阶段，军事挑衅能够帮助金正恩转移国内的政治压力，刺激周边国家采取应对措施，以对内塑造“危机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有助于稳定国内民心。


与此同时，朝鲜也意识到萨德系统对中韩关系的离间作用，以频繁试射导弹的举动逼迫中美韩三国在半岛安全问题上摊牌，试图瓦解2270号决议促成的“加强对朝制裁”的一致立场，伺机寻求中朝贸易制裁的松动，以改善朝鲜的外贸环境。


在开城工业园区因朝鲜一意孤行进行核试验关闭后，朝鲜获得外汇的主要窗口基本关闭。2270号决议又截断了朝鲜获取外汇的贸易结算渠道，美国、日本的单边金融制裁进一步限制了侨汇渠道，朝鲜的外汇缺口将持续扩大。除了继续严令驻外人员持续创汇之外，朝鲜也有可能继续扩大走私、贩毒、洗钱和黑客等犯罪渠道，以期在短期内获得更多外汇。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朝鲜驻外人员的叛逃呈现出新的趋势。虽然长期遭受制裁，但是朝鲜也有着相当庞大的驻外人员队伍，这部分人主要由外交官、贸易官员和情报人员构成，数量庞大、鱼龙混在，监管难度较大。


在过去几年中，由于在入境、户口等方面的管理规范化程度提高，脱北者选择经中国出逃的“北线”数量有所减少。但是脱北者仍倾向于选择有亲属族裔、方便投靠的地点出逃，中国仍然是脱北者的主要中转站之一。


鉴于过去发生过脱北者经某些在华组织的特定渠道秘密集结，大规模非法入境后再非法出境的事件，以及脱北者闯入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事件，在国际国内舆论界都给中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


最近叛逃的朝鲜驻外人员中，多数是了解国际法和外交原则的外交官或贸易官员，不能排除他们为了增加叛逃成功概率而再次铤而走险，冲击外国驻华外交机构的可能性。可以预见的是，围绕这些曾经是“优待阶级”的脱北者的新一轮外交战，将持续考验危机中的朝鲜半岛政治角力各方。


作者任职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