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
上海台湾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张笑天的《为什么我们即将在理论上失去台湾？》一文，引发了许多关注。他正确地指出，大陆的统一理论忽视了国族认同的可变性、易变性，在论战中缺少价值同盟，没有为统一树立起价值依托，无法在感情上唤起普通民众，拱手让出“道德高地”，因此已经输掉了“理论战”。因此他认为“唯有采取实际措施，才能避免在现实中失去台湾”。
确实，不承认两岸之间有着“同胞间的精神纽带”，在台湾并不是什么罪恶，对此来台陆生当早已心领神会，但是多数中国人还不了解。在当代台湾的主流历史叙事当中，从1895年中国政府割让台湾，让台湾成为“亚细亚的孤儿”起，台湾人就不再对中国有着忠诚的义务。至于之后一百多年的历史与现实，也只是让这种主流叙事拥有了更多的薪柴而已。
近日大陆的舆论界出现了许多回顾过去之所以不能武统，与分析现在做得到武统的文章。观察者网的施洋，有一篇《20年后，我们来“复盘”当年的“千军万马过海峡”》，凤凰网的萨沙，有一篇《回顾96台海幕后中美角力》，内容细节容或有些许出入，都意在言外地指出当年“做不到就是做不到”，而今中国已非吴下阿蒙，或许做得到了。
但是除了做得到，除了考虑国际大气候与小气候，除了考虑核反击的准备，以遏制战争的规模，除了考虑速战速决的方式，更关键的还是得师出有名，有着足以说服国内外的说词。只因为台湾愈来愈独，就要发动一场战争？这样的一场战争，如何可能是一场义战呢？台湾人会欢迎前来“解放”他们的“解放军”吗？这种欢迎是可能的吗？
从台湾的现实来看，目前美国与日本的经济规模合计仍是中国的一倍以上，平均收入更是数倍。在中国崛起、与美日矛盾逐渐累积的当下，台湾依循过去数十年的路径、继续选择拥抱美日，而与中国保持距离，符合其理性判断与利益。为了所谓“同胞精神纽带”而背弃数十年来的美日准同盟关系，对台湾而言并非“维持现状”。
经济学理论有所谓“帕雷托改善”，即当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转变到另一种状态，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借由武力统一，大陆方面可以甩脱内战遗留问题，改善地缘政治条件，未必不利。但美日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面貌与软实力，对中国而言还都只是未来时，而非现在时。武统只是基于大陆单方面的情感、利益，而缺少台湾的共鸣，战争前景很难得到战败者的支持，很难说得上是帕雷托改善。
大陆很明了这个现实，因此虽然对台湾进行武力斗争准备，但目前并不是用以争取帕雷托改善，而在于避免被逼到墙角、不得已而摊牌。对台湾的耳提面令，“勿谓言之不预”，也是如此用意。习近平与王歧山推动的反腐败斗争，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以及由华为、阿里巴巴，乃至于“瑯琊榜”等代表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才是和平乃至于武力统一的民心工程的真正基础。
与此相对，绿营政治人物的意识形态与短视的政治考量，包括不起诉太阳花学运分子、各种对军方的污辱，乃至于几乎必然失败的新南向政策等，不仅使军警力量离心离德，让台湾民心难以团结，也使少数一些人开始认为必得依靠外力，才能使台湾重回和平与发展的正轨。可以认为，在条件成熟时，甚至相当一部分台湾人也会认为武统具有积极的意义。
然而武统的条件远远并未成熟。台湾作为一个小型的依赖型政治实体，经济或文化的发展前景都非常有限，无论如何总是要“傍大款”；既然如此，关键就在于大陆得将现代化进行到底，从土豪变成为真正的大款。五年内大陆沿海主要城市的人均都会超过台湾，十年后甚至江苏、广东、浙江的人均都可能赶上台湾，20年后甚至14亿人的平均数都可能超过台湾，沿海甚至赶超日本。这种未来，意味着台湾人必然将不断重新思考认同的演变。“理论上失去台湾”的省思虽然不算太早、但却也不是故事的终结。
对于眼前的形势，笔者由台湾大学政治系出版的《自由的两岸关系》一书，就指出大陆还有相当多应做、可做而未做之事，其中一些观点也逐渐得到大陆学界呼应。当条件成熟，既有的某些似乎死亡的理论话语，也都有机会焕发生机。而当台湾的极端主义发展到内部猎巫、族群侦防，使台湾陷入疯狂的内耗当中，则甚至“自由”与“民主”的价值，都可能站在支持统一，乃至于武力统一的一边。关键是届时的中国大陆，是否已经把自家院子打扫干净了。
和平崛起的中国，不仅要在两岸关系上寻求“帕雷托改善”，在其他内外关系上也是如此。因此提倡一带一路，以求各国利益能共同改善，在南中国海强调提供公共设施，也有相似的考量，虽然其中还大有可以发挥之处。在组织化理性的塑造下，中国政策指导层对内对外的心态，倾向于为长远负责，字斟句酌，较诸口无遮拦的学界与媒体人端正许多，只可惜有时养在深闺，人们未必能体会其中的深刻用心。
作者是台湾中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