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官方常说：台独在台湾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愿望，台独势力不代表全体台湾人民。笔者认为，“台独”的民意基础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这类“外交辞令”和“政治口号”来武断和轻率地下结论。
众所周知，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到大约距今400年前的17世纪才出现。1648年10月，欧洲各交战国在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明斯特市（Munster）和奥斯纳布吕克市（Osnabruck），签订了旨在结束欧洲30年战争和荷兰80年独立战争的一些列和平协议，史称“韦斯特法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自那以后，欧洲境内的庞大帝国和皇室开始走下坡路，若干独立的主权国家（如荷兰、瑞士等）相继形成，世界政治版图自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今世界，真正“单一性”的民族国家，即所谓的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理想民族国家”少之又少，而绝大部分都是“多元文化”的民族国家。一般来说，民族的诞生很多时候先于国家的形成，但也有不少情况是先有国家后有民族。譬如，法兰西作为国家要比法国人出现得早。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的研究结果，法国大革命时只有约半数的法国人说一些法语。意大利更典型，统一之前说意大利语的人百分比更少。这些国家形成之后，才把境内的语言和文化真正统一起来的。
根据笔者的观察，台独人士的思想更多的是源于自己对外族和中国统治的亲身体验。他们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国共两党，而对荷西以及日本的殖民统治却微词甚微，最多就是挑剔一下日占时期的“皇民化运动”，但整体上却认同殖民时期给台湾带来的文明洗礼和现实利益。
同时，他们能和中国联系到一起的则更多的是创伤记忆（“二二八”事件、“美丽岛”事件等）。因此，他们更愿意亲近日本和欧美，并与之为伍，而对大陆政权及台湾的国民党则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视其为需要甩掉的“历史包袱”。他们在历史上所经历的压制和迫害，使他们对任何形式的压力和威胁具有本能的抗拒，所以，他们想方设法从大陆和台湾的文化、历史和现状中寻找种种不同来夯实自己的理念和目标。也就是说，台独的理论根据更多来自感性而非理性。
那两岸文化中最大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呢？笔者发现，大陆人的“中国观”是一个基于文化传承和历史使命的国家概念，而台湾人的“国家观”则游走于“中华民国”与“台湾国”之间。这说明，两岸文化的最大差距其实是政治文化的不同。那么两岸交流最大瓶颈在哪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回避大陆的“现行体制”与台湾的“独立倾向”这两个敏感话题，因为这是真正阻碍海峡两岸走向统一的两个相背而行的关键因素。
大陆官方常说：台独在台湾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愿望，台独势力不代表全体台湾人民。笔者认为，“台独”的民意基础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这类“外交辞令”和“政治口号”来武断和轻率地下结论。冰冻一尺非一日之寒，“台独”的土壤大致有以下几个成因：
一、日占时期在台湾实施的“皇民化”教育，在文化上培养台湾人的“反华仇中”情结，同时又建立了一整套现代化体制，施惠于民。
二、二战结束后，面对举目皆是日本风格的台湾，经历了残酷的中日战争的民国接受大员和军队将官们心生排斥和歧视，常以“征服者”“胜利者”自居，不把台湾百姓当作同胞，而是二等公民；同时，被日本统治了50年的台湾人民，对相对落后的大陆社会现状、普及教育、法制观念、卫生条件、生活习惯等都缺乏必要的了解，导致原本对回归的憧憬变为深度失望。加上接受大员们表现出来的贪婪腐败和骄纵蛮横，最终酿就了后来的“二二八”惨案，给台湾人留下了一道很难愈合的心理伤痕，“台独”意识从此在台湾民间扎根抬头。
三、国民党丢失大陆退守台湾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在对台湾民众进行反共教育，把大陆等同于中共，从而在妖魔化中共的同时也妖魔化了大陆。这为李登辉上台后进行“本土化”提供了依据和民意基础。所以，当国民党面对民进党的崛起和强大需要打大陆这张牌时，无异于又在妖魔化自己，变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四、国民党在台湾实行一党独裁和白色恐怖统治，一方面抵御中共可能的渗透，一方面防止岛内反对势力的崛起，所以民意很难伸张，政治空气相当沉默压抑。随着民办《美丽岛》杂志的问世，“没有党名的政党”（民进党大佬施明德语）逐渐形成，最后双方矛盾激化，无可调和，大批异议人士被捕判刑。美丽岛事件是台湾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个里程碑，后来民进党的大部分骨干均来自于“美丽岛”运动的积极分子中。
五、以陈水扁为首的民进党执政后，进一步推动李登辉的“本土化”进程，在教育和文化上有系统地实行“去中国化”，让“台湾意识”和“分离意识”在青少年中扎根发芽，对两岸关系造成根本和长期的损害。
两岸问题不只是文化差异问题
如果大陆的官民认为两岸问题只是一个长期隔离后的文化差异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 “台独势力”之所以生生不息，延绵持续了几代人，正是因为它不是一小撮人的政治目标，而是有着一定民意基础的自治运动。其实质是无法接受民国当年所代表的野蛮落后取代了日本统治后给台湾带来的先进和文明，以及厌倦了国共双方长期将台湾捆绑在两党争夺中国正统地位的战车上。
一句话：台湾人不愿意继续为国共两党的利益之争买单。打个不十分恰当的比喻：父母之间老打架，会造成孩子有心理障碍甚至离家出走；后来父母为了不让孩子离家出走，表面握手言和，可根本问题却仍不解决。笔者无意将民进党和民进党所代表的民意视为国共两党的“孩子”，但国共两党的恩怨很有可能就是它们决心“洁身自好”、“另起炉灶”的一个重要动因。
如果大陆的官民依然乐观地认为台湾百姓大部分还是希望统一的，那这恐怕又是个大误会。根据笔者的观察，台湾民众大部分或许认同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主体内容，也认同台湾是中华大家庭中的一分子，但经历过独裁统治和白色恐怖后，他们很难接受将自己用血泪换来的自由、民主与平等，去出让给祖国统一这么个“面子工程”或“战略工程”，也很难相信两个完全不同的体制，能稳定祥和地长期并存在一个屋檐之下。
笔者很难想象，经历了父母长期不和的孩子，会愿意让自己和自己的后代继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以，台湾民众不认同大陆，不是因为他们误解了大陆或不了解大陆，而是他们在了解之后，从心底里不接受大陆的现行体制。
如果大陆的官民在认识到这点之后，再来谈“国家统一”与“民族和解”，或许态度和方式就会有所改变。给台湾经济上、资金上和市场上的十分好处，还不如完善自身一分更容易获得台湾民众的好感。中华的统一不是靠胁迫利诱来实现的，更不是靠武力来达到的。海峡两岸应该在相近的政治文明基础上，两厢情愿地彼此走近并融合。
当然，笔者知道，政治上的让步牵一发而动全身，颇为不易，本文主要涉及的是文化这个话题，那就让两岸彼此借鉴，相互学习，从普及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开始入手。
笔者拜读过台湾李筱峰教授的文章《从台海两岸差异看台湾前途》，很欣赏他对两岸文化的区别以及不同历史发展轨迹所作的详细论述。只是，李教授根据这些“不同”得出了台湾自古不属于中国的结论，而笔者却从中看到了海峡两岸剪不断理还乱的血脉关系；李教授因此认为台湾应该与大陆分道扬镳，独立成国，而笔者恰恰认为台湾更应该作为民族复兴的一块样板和镜子留在中华大家庭中，用自己有别于大陆的地方来逐步感化和影响对岸，因为台湾保留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主体制，正是它对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价值所在。
笔者喜欢台湾，而且喜欢的恰恰是它与大陆不同的地方。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