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透视
8月7日，泰国公投新宪法草案。出乎许多观察家的预料，这部明显违反民主原则，赋予由军方指定产生的参议院，选举总理权力的宪法草案，获得了大多数泰国选民的认可。更出乎外界预料的是，赞成草案的选民中，泰国中产阶级构成了主力军。
根据官方数据，在中产阶级聚集的泰国南部，宪法草案赞成率超过75%，而在以农民为主的东北部，赞成率不到49%。泰国中产阶级再次打破西方学者塑造的“中产阶级民主神话”，走向民主的反面。
一直以来，西方学者都认为社会结构与政体直接相关，中产阶级对于国家政治和社会有着重要作用，认为中产阶级可以带来稳定、自由、平等、法治等等。到了现代，西方学者则把中产阶级与民主密切联系起来。
1966年，美国政治学家巴林顿·摩尔提出了“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著名论断，迅速成为西方民主化理论的“铁律”，“经济发展－工业化－城镇化－中产阶级－民主化”，也成为民主化的范式路径。到了1991年，政治发展理论大师塞缪尔·亨廷顿，在观察了西班牙、希腊、韩国等国的民主化转型之后，更是将中产阶级与民主划上等号，提出了“中产阶级带来民主”的命题，塑造出“中产阶级民主神话”。
泰国1992年开启民主化进程，也是亨廷顿所称“第三波”新兴民主国家之一。然而，自2006年军事政变以来，泰国在近十年的周期性政治动荡中，中产阶级一再走上街头，反对民选政府，甚至支持军队发动政变，成为民主的反对力量，不断为验证“中产阶级带来民主”的命题，提供鲜活的反面素材。
为何泰国中产阶级会成为西方民主理论的“例外”，而一再变为民主的阻力？根源在于泰国社会缺乏平等性，以及泰国民主化进程中“平等”和“民主”时序性的错位。
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早已表明，民主建设有着时序性。单就民主与平等的关系而言，平等是建立良性民主体制的前提和基础。对民主理论深有研究的中国大陆学者杨光斌，提出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之一，即是基本平等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不平等而实行民主，特别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式民主”，将会导致阶级对立，民粹横行。
在贫富差距最大、社会形态最接近“金字塔型”的拉美地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继实现民主化后，各国先是因普选的开放而政治动荡、社会对立，继而左翼纷纷上台，实行民粹政策，再因民粹化而导致经济出现整体性危机，引发国家新一轮的政治和社会纷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委内瑞拉和巴西。巴西在工党连续执政十余年之后，国家经济出现严重危机，中产阶级付诸街头运动，总统罗塞夫遭到弹劾，甚至因此无法出席里约奥运会开幕式。
西方民主国家在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实行的都是贵族共和制的精英民主，投票权带有财产限制。在国家完成工业化，中产阶级占主体之后，才逐渐实行一人一票的普选制。而新兴民主国家中转型较为成功的捷克、波兰、韩国等，也要么是在转型之前就已经实现了社会结构的基本平等，要么是在转型的前期迅速完成了社会结构的平等。韩国学者的研究表明，韩国在民主转型之前，其中产阶级人口即已超过七成。
反观泰国，经济虽然自198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并且经济的发展的确也推动了军政府下台和民主化的实现，但是泰国中产阶级始终处于人口的少数，且集中于首都曼谷和南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其他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北部，仍是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社会，农民生活困苦。贫富悬殊，社会欠缺平等性，造成泰国阶级结构的极化对立。以选举为核心的现代民主，不仅无法化解双方矛盾，反而会强化双方对立的基础。在数人头的“选举式民主”之下，中产阶级永远都是输家，自然而然地转向民主的反面。
泰国自2006年军事政变推翻达信政府以来，虽然采取了强制解散亲达信政党、修改选举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却仍旧无法撼动达信集团在政坛上的强势地位。依靠草根阶层民粹化的强力动员，2007年和2011年两度大选，达信集团在多方打压下依然取得胜利。在穷尽民主方式，仍无法压制达信集团的情况下，中产阶级只得转为非民主诉求，支持军队发动政变。乃至于今日，泰国中产阶级通过新宪法草案，默许军方在国家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合法地发挥影响力。
无独有偶，与泰国类似的埃及，在2011年推翻穆巴拉克之后，革命果实迅速被草根阶层的代言人穆斯林兄弟会攫取，革命的主力军城市中产阶级由于只占少数，接连在议会和总统选举中失利。中产阶级愤而再次走上街头，并支持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埃及历史上首位非军人出身的民选总统穆尔西。
受“中产阶级民主神话”的影响，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许多民主后发国家的学者，都对本国中产阶级寄予厚望，期望其成为推动本国民主化的主动力。然而，泰国、埃及乃至拉美的教训表明，中产阶级并非处于政治真空中，其阶级诉求不仅取决于阶级本身的特性，也取决于其所处的阶级结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很可能将中产阶级推向民主的反面。民主是一项世纪工程，我们还需从更为历史性和整体性的角度，看待中产阶级和民主的关系以及民主化的问题。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