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上月底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专访，针对美国、中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政治与经济局势、以及新加坡国内课题发表一系列看法。
以下是李显龙总理与华尔街日报的访谈录节选：
美国总统选举
华尔街日报：您对美国选战及总统候选人的论点有什么看法？
李总理：美国选举关系到我们，可是我们没有发言权。我们只能接受选举的结果。这次的选战跟以往非常不同。
华尔街日报：您觉得哪里不一样？
李总理：我是有观察到不一样的地方，但无论谁当选，我们只能接受结果。不过，关键不单在于当选者，因为他也代表了人民的的焦虑和不安，而他们希望他会替他们争取利益。就像当年投奥巴马总统一票的选民也把自己的焦虑和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相信他会带来改变。至于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改变，那可还没有一个定义。候选人也不想现在就下一个定义，但重点是（候选人）就是改变的体现，请投他一票。幸好，这位总统上任后，组合了一支有经验的团队来治理国家，国家能够继续前进。如果美国（接下来）所谓的变化导致混乱和无序，那么世界其他国家要怎么做规划？我们又能依靠谁？
华尔街日报：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承担了一些世界责任，您会担心美国逐渐要抛下这些责任吗？
李总理：是的，我们担心你们国内的情绪，因为全球化趋势对你们劳动力造成了影响，也因为人们对华尔街和那些富豪们的看法。即使有些人了解自由贸易的重要性，明白理性的政策，不过他们还是不满现状，并渴望一些改变。“占领华尔街”就反映了这种情绪。虽然“占领华尔街”在规模和逻辑上不算大，但这在心理上让一大部分的人民意识到这体制的不合理，并大大地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这有点可惜，因为实际上，全球化让美国受益不少。当然也有负面的后果，无法应对（全球化）的问题，那就会出现像密西根和底特律等较落后的地区。
不过，美国整体上都有受益，也有足够的资源和韧性帮助受冲击的人，并同时能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而不是拒绝外来竞争，并且关起门户，与世隔绝。
华尔街日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体系、全球化、贸易、安保等、都落在美国身上，因为美国愿意把较大部分的GDP拨给国防开支，同时也是世界的后援市场，为世界各地的产品进行贸易。伊斯兰国组织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局势，那你觉得美国所扮演的领导角色将从根本上改变或完全停止吗？
李总理：美国仍然会是大国，仍然占据领导地位，如果你不合作， 很多事就办不成。如果你不参加气候变化谈判，就无法取得解决方案。除非你愿意参与，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就不会参加。所以美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你有两个选择，继续维持扮演这个角色，还是不顾后果，决定抛下责任。下一任总统会有什么选择，还言之过早。在政治里，你可以当机立断或是拖延时间，两者之间总有取舍。每位政客有时候会选择果断处理，有时则采取另一个做法。
华尔街日报：假设您是给美国人民提意见，您会提议我们不抛下这责任？
李总理：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是不可能在一个任期内就解决掉所有的问题。不过你必须继续负起责任，因为这样才能保障你自己的安全和繁荣，也保护你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是独树一帜的。
华尔街日报：这种状况怎么样解释？ 有人说这是一种由民粹式的愤怒情绪推动的民粹运动？历史上，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吗？有没有哪位领导人利用人民高涨的情绪来达到政治目标，结果又是如何呢？ 我们或许也会遭遇同样的下场，也不知道这样发展下去的后果会是什么。
李总理：你们相信你们制度里的制衡作用，可以在不理想的人选当上总统的时候，防止他对国家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至今，这个制度可算成功，因为虽然有一些总统的经验或资格不足，美国还是能保持稳定。不过这次的选举侯选人的立场都相当极端，而且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最终获得提名的候选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有先例可循的。在亚洲，你可以把这样的国家形容为不稳定，未成熟的民主国家。不过在世界大战前的欧洲，这种压力在德国和意大利造成了非常极端的结果，结局也同样不幸。
美国国内的情绪不是这样的。即便是共和党会获胜，虽然我存有怀疑，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大胜。他们到了某个阶段总会遇上一些阻力，因为你可以说一套，不过真正做的到吗？要兑现各种承诺是不容易的。
华尔街日报：您认识习近平？
李总理：认识，我们有见过面。
华尔街日报：您对中国领导人的思维和作风也熟悉吗？如果美国总统要重新谈判中美的贸易关系，并恫言万一中国不愿意重新谈判的话，美国就会向中国征收40％的关税，中方会有什么反应？
李总理：这只是假设，但是如果你对任何一个国家做出这样的提议，没有能力做选择的国家只好全盘接受，但能做选择的国家会拒绝合作。他们会这么想：“算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是这样办事的。”一份经过正式、慎重协商的协议，怎么能够因为美国不满意就随便毁约，重新谈判，那么接下来新的协议要以什么方式进行？我们怎么知道底线在哪里？
华尔街日报：有人认为一些亚洲国家让各自的货币贬值，结果损害了与美国的贸易，尤其是日本和中国。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李总理：这是一个需要实证的问题。原则上这是可能发生的。我觉得中国并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以实际贸易条件来看，中国的工资成本增加了。因此，上升的是工资的实际汇率，而不是货币的汇率。如果按照货币数据来看，变动的幅度不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认为是个问题。要让货币升值还是贬值，当然有辩论的空间，可是五年前当大家在热烈讨论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就觉得美国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这个课题现在也已经平息下来了。
对日本，这个问题没这么严重。其实，美国施行量化宽松政策，汇率波动时，你们解释说这是无可避免的副作用，所以没有特别追究。这也是你们给欧洲和日本的回应。
华尔街日报：所以日本与欧洲比中国更积极，更透明地贬值货币？
李总理：日本与欧洲国家实行了量化宽松政策，中国没有。他们也会说，他们的目的也不是让自己的货币贬值。
华尔街日报：虽然我们知道他们是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