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中国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出版的《环球时报》，在一篇文章中指责新加坡于9月18日，在委内瑞拉举行的不结盟运动峰会上，提出南中国海争议课题。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致函反驳。接着，《环球时报》总编辑和中国官员也陆续提出看法。这次争执有什么利害关系？
为了延续谎言，即新加坡执意要求在峰会最终文件，放入为菲律宾南中国海仲裁案背书的内容，中国媒体机关和《环球时报》不惜扭曲事实，来满足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日程。
事实是，尽管亚细安联合向峰会主席提出要求，东道国委内瑞拉却不允许区域国家按照惯例，更新相关区域段落内容（东南亚部分）。在峰会上发生的事件，其实违反了不结盟运动由来已久的原则。
新加坡已经在自身权利范围内，清楚表明立场并提出事实。然而，来自中国媒体和其他相关政府机关的各种暗示显示，他们对确立事实没有兴趣，更关注的是表达对新加坡积累已久的高度不满。
那么，他们根本的不满是什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表示，美国和中国应该“培育共同朋友圈”。新加坡希望在圈子里，是中美两国的朋友。这应该不会引起任何异议。
但异议却的确存在。中国看来对新加坡在其朋友圈内的影响力感到恼怒。它不想新加坡有这样的影响力。对中国来说，只有大国才应该有这种影响力。
有时候，中国的一些真正想法，会在外交舞台上不经意地显露出来。在2010年7月亚细安区域论坛上，一名中国高级官员表示：“中国是个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是事实。”
正如同北京关系密切的中国分析员近年清楚表示，新加坡应该重新思考其“战略定位”。据报道，一名来自中国国家相关机构的研究员最近说：“新加坡应该重新考虑其安全合作关系，尤其是同美国的合作，在中美间取得更好的平衡”。
简而言之，其含义是新加坡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和未来的主导地位。新加坡应该“有远见”，逐渐疏远美国和向中国靠拢。
问题的根本是中国尝试“移动球门”，同时完全不尊重新加坡客气但坚定的拒绝。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表示，北京必须制裁和报复新加坡，让新加坡“为严重损害中国利益付出代价”。
他在上个星期接受中央广播电台专访时说：“中国对新加坡的反击是必然的，仅仅是舆论反击还不够。新加坡既然做到了这一步，那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措施，该报复就报复、该制裁就制裁，必须表示我们的不满。”
报复可能性不能排除
从某个层次来看，这样的谈话完全不让人感到意外。北京目前的言论充斥着报复。比如，国家控制的媒体表示，美国将为在韩国部署先进反导弹系统“付出代价”。另外，从台湾的例子（大陆游客数目锐减）就可以看到软实力报复的运作。
在另一个层次，尽管金一南不是高级官员，这样的威胁也必须认真看待。中国真正实施报复和制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不过，这威胁应该从向小国施加压力的更大战略考量来看。我们要明白，向尝试实行自身独立外交政策的国家施压，不是中国外交的独有战略。这是像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般古老的现实政治，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对战争的论述中便有此名言：“当今世界通行的规则是，公正的基础建立在双方实力均衡。强者行其所能，弱者忍其所须受”。
当然，最大的不同是新加坡不是软弱的国家。但中国还是要借打击新加坡，来让其他亚细安成员国得到教训，让它们受到威胁而不敢发言。
基本上，这是完全不尊重新加坡的主权利益和外交政策。与此同时，一些敏锐的观察家很早便指出，北京认为新加坡是个华人国家，因此必须顾及中国的利益。
新加坡人必须留意的，是一些国人可能面对外来的心理压力。任何人都不能在这重大的课题上模棱两可。事实上，公众必须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
这样，新加坡人就会了解大国地缘政治的现实，还有大国不加掩饰地想要影响新加坡的企图，并知道明智的国民应该做出什么反应。这可能是一场持久心理压力策略的开始，目的是影响我们的社会韧性。我们应该对统战策略和试图改变国人感知的企图有所防备。
过去，我们成功抵挡了来自包括美国等大国欺压我们的尝试。现在，即使面对“惩罚”我们的威胁，我们同样不能妥协。如果我们不清楚地分辨课题，对新加坡的独立自主行动和在区域与国际上地位的国内共识，可能出现严重分歧。
金教授也批评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指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李先生向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献议。他表示，北京已经失去对李光耀的尊重。
李先生不渴求他人的尊重。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要为新加坡做出正确的决定。他不玩权力游戏，在华盛顿和北京领导人向他请教时，也乐意提供意见。这些都是金教授知道但故意忽视的事实。
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我深入地了解李先生的思维。2013年出版的《李光耀观天下》（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基本上总结了他对地缘政治和国际课题的看法。我是这本书的采访团队的一员。
在我们多次采访他之中，谈得最多的国家是中国。他从来没有在任何谈话中，给人有选边站的感觉。他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繁荣的东南亚，在访问中常常提及要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他了解北京和华盛顿各自的利益，但也从不忘记新加坡的利益。他认为两者虽有重叠的地方，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采访中，我特别问李先生一件事情。
1976年访华时，李先生和时任中国总理华国锋会面。华国锋拿出一本由学者撰写，立场偏向中国的关于1962年中国与印度战争的书。李先生拒绝接受并说：“总理先生，这是你们的版本，印度方面另有一个版本。而无论如何，我来自东南亚，这场战争与我们无关。”
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说：在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在同新加坡无关的事务上，李先生不愿意有任何立场。
在李光耀时代，中国相当敬重他，也比较愿意尝试了解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宗旨——即同愿意和新加坡交朋友的国家维持友好关系。在那些年代，中国可以接受这些事实。但现在，在后李光耀时代，这似乎有所改变。这是新加坡不能同意的，也是问题的核心。
在我们和李先生的访问中，还有一些公开场合（比如2011年的新加坡全球对话会），李先生也提到中国可能太快变得咄咄逼人和具侵略性的情境，并尝试要新加坡等国家提早选边站。
现在看来，他是有先见之明。但如果中国真的是要加快步伐，我们不禁要怀疑北京是否做出正确的考量。
迫使亚细安国家选边站不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这样做所造成的分裂不一定对中国有利。
新加坡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中国。了解这一事实不表示彼此间的争执就会消失。但有这样的认识，却可以协助处理及缓和问题。
作者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卓越中心主任
原载研究院电子刊物《RSIS评论》
叶琦保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