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比维尔星说：“重复2015年的得票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要是介于60％至63％的得票率，就应被视为是行动党的胜利。它也必须减少反对党所赢得的席位，尤其是在阿裕尼之外的其他集选区。”


来届大选很有可能在明年预算案公布后不久举行，政治观察家认为，人民行动党处于后李光耀时代的关键节点，这场被形容为“硬仗”的大选，可说是国人评估第四代领导团队的一场全民公决。


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总理前天（11月10日）在行动党大会上，以“关系重大”“不是玩家家酒”等措辞来形容这场最迟须在2021年4月举行的全国大选。对此，政治观察家德里克·库尼亚博士（Derek da Cunha）在面簿指出，2015年大选中，近10％的选票向执政党倾斜，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李光耀效应”。


但随着这个效应不再那么显著，行动党的得票率很可能从2015年69.9％的高点往下移。对于行动党在来届大选须稳住多少选票，才算是获得人民强有力的委托，政治观察家看法不一。


新加坡管理学院全球教育兼职讲师陈添金博士认为，高于2011年的60％得票率已足够，但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觉得，至少要达到65％。


陈庆文说，这是第四代领导人预计在2022年或2023年接棒前的一场大选，因此可被视为国人评估他们表现的一场全民公决。


“若得票率下跌超过5%，表示国人对行动党的总体支持减弱，大家希望有更强大的反对党势力……若得票率下降10％，对于计划在两三年内接棒的第四代领导人将是重挫。”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比维尔星（Bilveer Singh）也说：“重复2015年的得票率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要是介于60％至63％的得票率，就应被视为是行动党的胜利。它也必须减少反对党所赢得的席位，尤其是在阿裕尼之外的其他集选区。”


反对党似乎获得更多支持


陈添金指出，使得来届大选尤其关键的因素还包括，反对党似乎正获得更多支持，特别是来自年轻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选民。


他举电动踏板车人行道禁令为例说，可能会有越来越多选民，因生计受近期政策影响而感到不满，他感叹：“行动党正处在后李光耀时代的十字路口”。


比维尔星也认为，无论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官司的结果如何，工人党仍是我国最强大的反对党，“没有什么能阻碍它进一步发展”。“实际上，行动党越是攻击它，它就变得越强大，所形成的一股力量，背后汇集了反行动党声浪”。


政治观察家普遍认为，大选将在明年政府财政预算案出炉后不久举行，即4月至5月间。


陈庆文认为，预算案声明里的政策和开支宣布，将构成行动党竞选纲领的主要内容。他也指出，随着四名潜在候选人在大会上亮相，预料行动党将在未来几周介绍其他潜在候选人。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前天宣布，他将在明年预算案中公布消费税援助配套的细节，但强调配套不是“大选红包”，因为它只会在下一政府任期提高消费税时才发放。


尽管如此，陈添金不排除政府仍会在明年预算案中，为全体国人推出某种金钱奖励。陈庆文也说，这可能是这一届政府推出的最丰厚预算案。


陈庆文强调，行动党的挑战在于如何避免国人将预算案视为选举策略的一部分。“如果预算案被视为一揽子选举红包，人们会认为行动党在进行‘政治分肥’（pork barrel politics），那可能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