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界和保险界在“私人综合健保计划”上的争执，反映出社会进步所衍生出的一些不合理现象。
当任何行业和专业若以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时，消费者的利益就成了牺牲品。
医生与保险代理员，乃现代人所必须好好打交道的两类专业人士。
当代表这两种行业的组织高调争论，各说各话时，我们不能只是当吃瓜群众看热闹，而必须深入思考他们到底在吵什么，因为他们各自的论点，与我们利益攸关。
两者最近的口水战，主要是围绕着“私人综合健保计划”（Integrated Shield Plan）。该计划在新加坡推行已达37年，说明它对国人的重要性。
近日，首先发声的新加坡医药协会说，医药保险费、佣金和索赔额不断增加，一些保险公司的医生咨询团名单缺乏透明度，只有极少数医生被列入，限制了病患的选择。
代表了8800名成员的医协还说，要对保险公司排名，设立投诉委员会，收集医生和公众对保险公司的投诉，语气强硬，声讨意味浓厚。
寿险协会第二天很快作出回应，针锋相对地认为医协应提高透明度，公开医生临床素质标准，以免过度医疗造成医疗费上涨。但它也同意，保险公司的医生咨询团应该更有代表性，这可协助保险公司更好地管理成本。
索赔额的增加，是两方所同意的现象，但寿险协会认为这才是导致保费上涨的原因，医协的分析有误导性。
从两个协会一来一往的“相互切磋”中，公众可以印证一些事实：保险费的确越来越高，过度医疗现象的确越来越普遍。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医协会长陈艺旋医生说，这个争执存在已久，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因此最先要做的是消除误解。“各行各业都有害群之马，有过度收费的医生，也有不愿意理赔的保险公司。”
卫生部长颜金勇上个月在国会中说，卫生部已让新加坡医药协会、医学专科学院，以及人寿保险协会成立三方委员会处理这个老问题。
要消除误解，双方就必须摆正心态，拿出诚意，如果双方来到会议桌上，仍是互相指责，公有公理，婆有婆理，最后可能还是在原地踏步。
2030年转眼即至，65岁和更年长者将占人口四分之一时，保健与健保的结构性问题若没有尽快解决，问题到时将更加尖锐化，政府和私人领域不断完善医疗与健保服务事不宜迟。
在中央公积金的架构下，政府所推出的各种医疗健保形形色色，尽量照顾陷入不同困境的国人，缓解所面对的医疗护理难题。
如终身健保（MediShield Life），是全国住院和医疗保险，覆盖了住院开销、手术费，也包括了较贵的门诊治疗、洗肾和化疗等等，所有公民和永久居民不论年龄自动受保。
换言之，这是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基本健保网络，让国人至少可以应付B2或C级病房的大部分医药费；而选择更高等级的公共医院床位和私人医院的“消费者”，也能从这项健保计划索赔，弥补部分开销。
“终身护保”（Care Shield Life）为重度残障者提供终身生活费，是其前身“乐龄健保”的提升版，有针对性，显示政府的健保网络不会忽略另一部分不幸人士。
“乐龄健保”也衍生出“暂时性乐龄残疾援助计划”，它更像是援助金计划，受保的对象是因年龄太大或是已经残障年长者而无法受保的一群人。
另有“保健基金”（MediFund）和“乐龄关护基金“（ElderFund），给穷病交加的不幸者另一层安全垫子。
“关护保健储蓄“（MediSave Care），以年轻残障者为对象，让他们可以从自己或配偶的保健储蓄中，每月最多提取200元，但户头必须保留5000元的储蓄。
由公积金局管理的这些健康保险计划，经过多年的演变，不断提升和细化，似乎有与私人保险业“抢生意“之嫌。保险业为了发展，也不断推陈出新，各类保单层出不穷。在保险代理人眼中，保客的保险永远“买不够”。
随着社会富裕，人们普遍提高了买健康险的意识，也提高了人们对医疗素质的要求。医药界和保险界在“私人综合健保计划”上的争执，反映出社会进步所衍生出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当任何行业和专业若以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时，消费者的利益就成了牺牲品。
这一回两个团体的公开争论也不失其积极意义，彼此把话说清楚，可让政府和民间看到问题的本质。公开争论只是双方消除矛盾，互相磨合的第一步。他们若都能把我国医疗服务消费者的利益列为优先考虑，则国人幸甚。
既然买了医疗保险，病患或是家人在有事时提出理赔天经地义，对他们而言没有过度索赔这回事。
既然买了医疗保险，在覆盖范围内，病患家人对至亲不管是病得多严重，都希望能尽最大努力乃人之常情，所谓的“过度医疗”因此存在很大的灰色地带。不过，医生有其道德义务，协助病患和家人作出最合情理的抉择。
医疗服务和保险服务，没有人可以躲避，政府各种名堂的公积金计划与“私人综合健保计划”，一个是保护“盾”（Shield），一个是平安符，不断改进，发挥最大作用，为不同阶层、不同命运国人的生命旅程护航，可大大减轻人们面对穷、病与老的痛苦。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