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5日在联合国说他“非常尊重中国领导人，但美国与北京的贸易不平衡是无法容忍的”，稍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媒体提问“习近平是否还是你的好朋友？”时，他表示，“我们曾经有很好的友谊……坦白告诉你，习近平可以说己经不再是我的好朋友了。”
9月28日中国外长王毅在联合国大会发表题为《坚持多边主义共谋和平发展》的演讲时，呼吁要“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好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但也强调“中国不接受讹诈，更不惧怕施压”。看来10年前“中美国”（Chimerica）这段“天造地设般的婚姻”（like a marriage made in heaven）似已走到了尽头。
2008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出“中美国”一词，形容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其概念主要指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他认为从1998年到2007年间，“中美共同体”贡献了全球经济产出的三分之一以及世界经济增长的五分之二，两国的国土面积佔世界陆地面积的一成三，拥有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因此，两个经济体加起来，就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关键推动力。但时过境迁导致美满婚姻难以维系。
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负债累累的美国消费型经济已无法持续，自2008年5月至2009年5月，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下降了18%。难怪2009年8月弗格森在《新闻周刊》撰文警告，中美两国的婚姻已然触礁，因为中国正凭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走出去”。当时的情况有点像储蓄强迫症者和惯性挥霍者的婚姻关系，长此以往节俭一方，终会对挥霍方感到失望。
2013年10月13日新华社以英文发表题为《美国财政失灵证明应有一个去美国化世界》（U.S. fiscal failure warrants a de-Americanized world）的评论，认为美国没能让政府正常运作，且企图将金融风险转移海外，这也许是全球开始考虑建立“去美国化”世界的好时机。稍后，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指出，中国因持有巨额美国国债而成为“人质”的情形，正是“中美经济共同体”具体呈现。问题是，“没有人可以保证中国政府能够顶住国内压力，尤其是来自呼吁多元化投资、减少购买美国国债的经济学家们的压力。”
在香港亚洲协会的邀请下，2016年5月16日弗格森在名为“基辛格和中美共同体的源起”（Henry Kissinger and the Rise of “Chimerica”）的讲座中指出：“更好的选择是在国际机构的平台上如世界贸易组织，继续争取非关税形式的自由贸易，而非去追求区域性自由贸易体。”但特朗普上台后认为“贸易战很好，美国可轻松获胜。”
历史上的贸易从来就不只是商人做生意，贸易的产生不仅植基于经济学上的“比较利益”，更有国际关系上的“现实政治”。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中国史教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拉丁美洲史教授托皮克（Steven Topik）在《贸易打造的世界：社会、文化、世界经济，从1400年到现在》(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400 to the Present )一书中指出，“政治，一如经济，一直是左右国际贸易的主要力量。构成今日世界基础的市场结构，并非自然形成或势所必然的结果，并非自始就隐藏于某处而等待人去‘打开’；相反的，市场，不管结果是好是坏，都是社会力量所建构，社会力量所牢牢植入。”
根据Glen Biglaiser和Karl DeRouen, Jr.的研究，二战后“全球贸易与美军部署互相强化，贸易追随国旗、军队追随贸易”。这就不难理解何以军人出身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坚信“贸易战一定会赢”。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中，用“修昔底德陷阱”形容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强国过程中蕴藏的巨大风险。他认为中国的迅速掘起及对美国造成的挑战，使得两国“目前正处于触发战争的碰撞轨道上，除非双方采取艰难而痛苦的行动来避免碰撞。”
“修昔底德陷阱”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已多次被用于形容美中关系的盘根错节，特朗普就任后，该名词更凸显了双边关系充满凶险的不可预测性。
王毅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题为《机遇还是挑战，伙伴还是对手》的演讲中则指出：“中国特色的道路决定了中国不会也不可能重蹈国强必霸的覆辙，也决定了中国既不会成为美国，不会挑战美国，更不会取代美国。”话虽如此，但Chimerica缘分已尽，如何好聚好散考验双方智慧。
作者是台湾致理科技大学教授兼拉美经贸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战略学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