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范爷逃税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前一段时间，中国大牌电影明星范冰冰（俗称“范爷”）逃税一案被炒得沸沸扬扬。范爷逃税使用的“阴阳合同”也被指为演艺界的通行做法，不知道还有多少明星会因此被查。

范爷被税务当局追税和罚款共计近8亿元人民币，然而比她逃税行为，更应该受关注的，是她的巨额财产收入。中国巨大的收入差距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种讽刺，也是对中共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挑战。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响亮，也是最有效果的口号。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要带动其余的人也富起来，这就是他心目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他当时预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中国的人均GDP会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财富分配上的优势会使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好过得多。

很显然，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是对全社会命运共同体（即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相互责任）的共识，而不是当下盛行的个人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乃典型的资本主义。

如果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不能够，也不愿意带动其余的人富起来，邓小平的逻辑就失效了，中国就很难说仍然是社会主义。如果他们不仅不能带动群众富起来，而且他们自己的敛财是靠将越来越多的人赶入贫困——压低他们的工资，剥夺他们的工作，减少和堵塞他们上升的机会，那么这就是现今流行的“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了。

“赌场资本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心态，是资本主义中最恶劣、破坏性最大的一种。它的现实基础是所谓的“明星经济”，在全世界都有上升的趋势，在美国表现得尤为典型。“明星经济”指的是社会财富大量向各行各业的少数几个明星集中：明星企业家、明星投资者、明星CEO，歌星、影星、体育明星、政治明星等等。明星效应是聚集财富的捷径。

2011年，美国仍在金融危机中挣扎时，华尔街至少有75个老总，平均到一年365天，他们每一天的工资收入，都相当于或高于美国公立学校教师的平均年薪（5.5万美元）。有一个CEO的年终奖，比纽约州公立学校所有教师一年工资的总和还多，而且他领导的公司正在大面积亏损。

好莱坞大牌明星的超高收入更是广为人知，对社会心理的影响也是普遍的、长期的。范爷现象是好莱坞文化和赌场资本主义正在向中国蔓延的一个明确信号，它们正在侵蚀社会主义的精神和肌体。

在美国，财富大量向占总人口百分之一的顶尖富豪手中集中，大量的中产阶层跌回社会下层。中产阶层已经不到美国人口的一半，美国的社会不再是发达国家典型的橄榄型结构了。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全世界最大的八个富豪的财产，相当于一半人类财产的总和。中共当局面临一个抉择：中国是不是也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收入差距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更致命的一面。“赌场资本主义”得名于它对社会道德基础和风气的损害。当人们看到有钱人赚钱那么轻易，自己辛苦的人生显得毫无意义；于是总是羡慕那些名人，幻想自己某一天中了头彩，在赌场或在炒股票和房产中发了大财。曾有人做了这么一个荒唐的计算：即使地上有一叠百元美钞，也不值得比尔盖茨弯腰去捡，因为他弯腰的那一瞬间挣的钱比这多几倍。

美国借以立国和崛起为超级大国的基本道德和价值观和共识，如诚实，敬畏上帝，遵纪守法，勤奋努力和顽强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等正在被抛弃，因为在赌场资本主义下它们不灵了。

许多人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也无法养家糊口，更谈不上前途。大批人在无奈中转而依赖政府的救济，放弃了努力；投机取巧、坑蒙拐骗大行其道，社会走向败坏。将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的民粹主义的根源，是在赌场资本主义打击下，在社会中下层产生的普遍的失落感和愤懑情绪。

很显然，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它必然导致社会动荡。但总有人拿“市场规律”“经济学法则”， 冠冕堂皇地来为之辩护。这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幌子，掩盖寡头垄断的现实。正如法国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指出的，这些华尔街大亨是利用其垄断地位，自己给自己定工资和奖金。

数字经济时代的市场规律起了很大变化。传统的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变成了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边际成本趋于零在很多行业正成为常态。由于信息爆炸和不对称，消费者不再有能力选择，而只认牌子，使金钱和人气都朝少数几个大公司聚集。自然垄断又有了新的形式；捧明星、捧品牌成了主流商业模式。其他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虽好，但无法竞争，因为寡头已经占据了大部分消费者的有限的注意力，使前者根本就没有机会。

人类的总财富可以无限扩张，但人类的总注意力永远有限。少数人可以用它们无限的财力去垄断消费者有限的注意力，从而垄断赚钱的机会，使财富大量朝少数人集中。

相对于他们享有的机会，这些超级富豪所付出的劳动和对社会的贡献，远远小于他们所占有的巨额财富。而这种机会只有一小部分是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靠打拼创造出来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寻租得来的，更多是由市场形态变化，技术发展，地缘经济形势，人口、资源、制度、政策等方面的变化，客观造成的。他们成为富豪主要是幸运：出身优越，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等；换上任何其他人也同样能成功。因此，他们的财富、地位和优越感都缺乏充分的合理根据。

为社会做贡献、为没有他们那样幸运的大多数创造机会、提供帮助应该是他们的本分，而不应该理所当然地拿高收入，像范爷们一样，将依法纳税当成国家对他们的盘剥，千方百计地逃避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在中国，国家掌握了大量资源，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能力也超强，因而存在着大量寻租空间，财富也更容易向少数权贵集中。混迹官场也成了中国式赌场资本主义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在学美国，基尼系数也已经非常接近美国的了。

再看看日本，那里贫富差距要小得多，CEO和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也比美国小得多，但照样产生了高质量的企业和高经济增长。这就戳穿了“市场规律”的神话。日本的相对均富是建立在文化传统和社会共识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上的。从文化传统上看，中国的收入分配应该更像日本，但事实上却在朝美国看齐，这是因为缺乏社会共识和对社会主义命运共同体的认同。

工业革命取代了大量的体力劳动，同时创造了许多脑力劳动的工作岗位。新的技术革命，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正越来越多地取代脑力劳动，但我们还想象不出体、脑力劳动外有什么新领域，可以产生足够的新就业机会，来接替正在消失的脑力工作岗位。未来的趋势已经很明显：生产足够全人类享用的产品和服务需要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怎样能将少数人生产出来的财富，让大多数人分享，以免他们沦为以色列学者赫拉里所说的“无用阶级”？这是一个与人类命运攸关的大问题。

收入分配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远不成熟，在怎样让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接轨、融合，怎样解决生产和创新的动力机制，并和收入分配制度有机结合等等方面，仍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探讨和创新，并且只有探讨和创新一条路可走。因为很明显，发达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已经黔驴技穷、无招可使了。中国有条件，有基础在这方面努力为万世开太平。首先要做的是建立社会共识，保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毁于赌场资本主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

过去几年，中国在国企的收入分配制度上已经作了大幅度改革，老总的收入比较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类似的改革在体育界也正在起步，在商界也造成一定的冲击波。范爷被查看似一个偶然事件，却又蕴含着中国政治逻辑的必然性。它标志着演艺界收入分配改革的开始，标志着中国拒绝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尤其是英美式资本主义的老路，并在将来重蹈它们的覆辙。

这些改革能否成功，要看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市场神学和旧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建社会共识，并在制度创新上取得突破。如能如此，以上所述就可被视为范爷逃税事件的历史意义了。

但中国也存在一种现实危险，即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执意将中国引向赌场资本主义。和西方国家一样，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和权力搅在一起的，但中国却没有民主选举这一层保险，须要靠共产党的自我净化来坚持政权的人民性。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