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出生在华南，初到新加坡以后，我还是经验了不少与大中华地区颇为不同的文化冲击，其中一点就是新加坡人对于规则与法律的尊重。
记得多年前我与教学秘书去柬埔寨出差，回来时搭德士先回学校，然后就让司机顺道载秘书回家。次日秘书来签字报销时就告诉我，报销的是到学校这一段的车费，他回家的后半段会自己支付。
另外一次与我们图书馆合作的软件供应商，在圣诞节时送来一只小蛋糕，馆员也在签收后去人事与财务部门备案。类似的事情极多，这种有点不近人情、公事公办的精神，可以说是渗透到了新加坡人的文化血液之中，而与凡事皆讲人情，喜欢变通的大中华区有着天壤之别。
所以，在大陆投资的新加坡企业往往不如台湾企业做得那么风声水起，这种遵纪守法的“笨蛋作风”也是原因之一，被左右逢源、两岸通吃的李敖骂新加坡人笨；从另外一面也算是一种赞誉吧。
简单追溯新加坡现代史就可知道，自从200年前开埠之始，莱佛士就将新加坡与其他马来半岛地区作了区分，而试图以法制、现代人文主义与公平贸易为精神内核，逐渐用民主与宪政来构建一个多民族的港口枢纽。莱佛士对于新加坡的贡献，并非只是有形的建筑与城市规范，而是制度层面的构想与商业和法制城邦精神的缔造。
作为一个商贸立国的港口城市国家，以法律与坚守法治为核心，来构建尊重规则，而非随意志为转移的以强凌弱的国际秩序，就不仅符合新加坡的短期利益，也符合广大中小国家在一个强调强权、崇尚武力的弱肉强食的现代社会中的长远利益。
因此多年前美国人麦克·菲（Michael Fay）在本地犯下数十次偷窃、破坏罪而受鞭刑时，新加坡顶住了巨大的国际压力。在美国，麦克·菲俨然成了受害的英雄，四处接受电视采访，时隔不久这位问题青年就又故伎重演。我猜如果留在新加坡，他至少会对自己的错误有更深的反省。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新加坡也因呼吁尊重国际法而招致大国的不满。在处理香港装甲车事件时，新加坡也绝不诉诸感情，而是严格按照国际法中的相关条文来申诉。说到底，新加坡的态度与原则从未变化，就是处理国际关系时严格按照国际法来照章执行。这样虽然看似刻板，但省却了很多人情事故所招致的不透明处与麻烦。
也正因此，新加坡经常成为被批评的对象。邻国期待出任首相的安华，就在去年9月间的一次访谈中，批评“新加坡不应以过于‘公事公办’的态度对待新马关系”。他表示，虽然希望新马关系有所改善，但认为两国关系不应只建立在金钱、法律和指令之上。说到底，这还是体现了两国间存在文化认知上的差异。所以，那种入境时会被移民官员索要咖啡钱的事，根本不太可能出现在新加坡。
因为这是一个讲规矩的社会，凡是制定好的规则就会被遵守，凡是签下了的国际协议就会受到尊重，而不会因为人情，或者其他任何因素而被随手撕毁。新加坡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讲规则、讲透明的法制社会，而不是一个朝令夕改，早上信誓旦旦握手言欢，但盟约墨迹未干，换任首相就会马上变脸的国家。
马来西亚自从新政府上台之后，就在高铁、水供、领空、领海等问题上不断制造事端。外交向来是内政的延伸，在此我们不必揣测其不断挑战既成国际条约的国内政治意图，但国家之间签订了的条约就应予以实行，否则就会导致国家信誉的破产，除非脸皮够厚，不然这一点道理不难明白。
一旦发生了争议，也应依照谈判与国际法来化解争端。因此我们相信在未来，无论是处理与周边国家，还是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秉承一贯按规则办事，以规则来约束权力的新加坡的既定外交立场，以及尊重国际法与法治精神，依然是我们的不二选择。
但在促进建立在法治精神上的国际秩序，反对强权即公理的国际关系丛林体制的同时，不断增强国力，并能够坚定地维护自己的主权也同样重要。否则我们这个小国就难免成为被周边大国任意摆布的附庸。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