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佛教徒，我却对放生活动有点感冒，因为放生这项传统信仰活动如今有商业化、反智化之弊。不时会有报道有人将淡水鱼放到海中，或将外来物种放生导致生态灾难，这实在让人皱眉头。
当然，并非所有放生活动都这么毫无常识、理性。最近知道有个佛教徒参与的组织——“中华土著鱼保护地”，他们了解到过度捕捞与污染，造成了多地野生鱼类资源枯竭。因此建立了科学繁育基地，定期向金沙江等投放土著鱼苗，以维护日渐失衡的当地生态。可见同样是信仰，并不一定就得把淡水鱼扔进海中美其名曰放生。类似事情，不少宗教中都有。说到底，信仰也需要科学与理性的洗礼，才不至于好心办蠢事。
我同样不喜欢看到各种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的狂热信教者，恨不得将所有异教徒都打入地狱。并以宗教的名义杀人、放火，无所不用其极，这些人并没有尊重现代社会的普世伦理准则，即我信教，但不允许别人信。民主、人权与自由思想的原则要求我们，人人生而平等，不应该让宗教或者其他任何借口成为压迫别人的理由。如此看来，非仅在大中华地区，科学与民主依然是项整个人类都未竟的伟大事业。
一晃眼五四又到了，各地纪念与研究活动也日繁。回过头来看五四运动虽然事出偶然，却是一长串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可以说如果没有清末的新学运动，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就不会推动北京大学这类中国现代高等学府的出现。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师生，勇于接受外来思潮影响，并很快拥有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当时的学生会等社团组织，又得以大行其道，加上新文化运动，加速了民间舆论的传播速度。说白一点，在五四之前的北京或其他大城市，第一次出现了一群精力旺盛到无处发泄的知识青年，他们勇于接受海外新知识与思想，热衷于组织各种社团，一有风吹草动，各种小报又有点像今天的推特、面簿一样马上推波助澜。因此当巴黎和会上割让山东主权之事传来，就如同往这个火药桶中扔进了一根点燃的火柴。此后随着逐渐成长起来的城市工人阶级加入抗议之中，整个中国就已势成燎原。
在某种意义上要感激对民意仍心存敬畏的北洋政府，五四运动的结果还算理想。不仅民意获得了纾解，文艺界空前繁荣，人们思想日益自由开放，女权运动也开始在中国慢慢扎根。就实际利益而言，中国也成功地收回了山东半岛的权益。但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日本全面侵华、国共内战，又使得人们逐渐模糊了运动的真正内核精神，只剩下的陷于皮相的抗争、学运与左右翼思想斗争。故而五四之后，其领导人也日益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而并没有留下沉淀、反思并慢慢消化五四运动精神的时间。
五四除了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理性精神、个性解放、不畏强权、勇于入世等之外，可能最为重要的就还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记得著名文史学家王元化在《九十年代反思录》中，就提到五四运动中对于民主与科学“当时这两个概念是提出来了，并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同。但对它并没有较深入的认识，在理解上是十分肤浅的，仅仅停留在口号上，以至今天还需要补课。”
与不少西方国家经历了长达数百年漫长的思想启蒙不同，近数十年间极速崛起的东亚国家，在物质上受全球化与国际分工之赐，再加上民众守纪律，吃苦耐劳，故而在短时期内就实现了经济的崛起。但身体已经活在了21世纪，精神却常常还拖着近世蒙昧的影子。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日益被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所替代，过去小农社会松散的组织形态，也变为国共两党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党国体制，这在外敌环伺下固有其合理性，但德先生与赛先生则俨然已被束之高阁。如何实现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由农业系统向商业系统的现代化转型，实现中国历史与西方文化融合，并重寻失落的德赛二先生，就始终是激励人们继续前行的未竟事业。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