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大学炸弹客》：该如何理解一个罪犯？

《大学炸弹客》（Unabomber）从一开始就告诉观众凶手是谁。那么，电影为什么还要再讲一次他的故事呢？

哈佛天才、心理实验、反技术思想、连环炸弹，再加上几张熟悉的明星面孔，题材与阵容都不缺分量。电影面对这些过于丰富的材料时显得手足无措：既想解释人物，又担心解释过头成了辩护；想要发挥明星演技，却设计不出具备张力的冲突场景。

影片采用双线叙事：“往事线”是少年炸弹客在哈佛接受心理实验；“现实线”是多年后联邦调查局追查他的身份。一条线尝试解释一个满怀理想的“天才”最后选择反社会暴力的起因；一条线则铺陈FBI怎样一步一步把他挖出来。结构简明清晰，基本没有波折。薄弱的是人物关系的因果，大都是程式化地潦草带过。

Russell Crowe（罗素克洛）饰演的哈佛教授，是理解少年的关键。课堂上，他借《白鲸记》（Moby-Dick）讲不同视角怎样改变对事物的理解；实验中，却把学生的思想乃至人生当成可以拆解、测试、耗损的材料。

一个在学术上深刻了解心理复杂性的专家，为何在现实生活中如此无情地对待视他为师为父的热血少年？电影始终没有能力解释清楚。

Jacob Tremblay（雅各布特瑞布雷）饰演的天才少年，局促、敏感、受伤、愤怒都能一板一眼地展现出来。当彻底认清自己崇拜的教授不过是把他当作实验对象，而且不择手段地要在心理上摧毁他后，少年仿佛突然就变得坚不可摧。

电影把他的受伤拍得很具体，却把转变处理得太快。受辱可以解释他的愤怒，愤怒之后呢？就会转变成一个无比强大的心理存在吗？还是从此走向一种极端而偏执的心理状态？其间的思想挣扎、情感选择，乃至他怎样一步步说服自己可以随意伤害任何人，在电影里都缺失了。

因此，哈佛实验在电影中承担了过大的解释功能。真实世界里，这段实验与“大学炸弹客”的一系列犯罪之间究竟有多大关系，本身就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电影当然可以采用某种解释，但它须要建立合理的逻辑，而不能只靠双线画面的并置制造因果联想。

另一边，Shailene Woodley（雪琳伍德利）的角色承担着推动联邦调查局调查的任务。影片不厌其烦地表现她被质疑，被忽略，她能做到的就是坚持自己。这样就给观众一种印象：她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她够坚持。

炸弹客宣言的发表，家属认出文字，私人信件与文本分析，这些真实案件中的关键环节在电影里都有。这宗案件被侦破的关键——语言学分析——并没有充分展开。或许编导认为观众无法理解“专业”的语言学分析，又或许觉得这样的过程过于沉闷？

总之，电影不断重复雪琳用“语言学分析”这个词来尝试说服同事和上司，却很少看到她究竟怎样分析语言，拿出具体的证据细节。如果观众是上司，恐怕也很难相信她的判断。

案件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正是语言如何成为证据。一个长期与世隔绝的人，没有留下容易识别的面孔，却在句法、词语、观念和表达习惯中不断留下自己。电影如果认真展开这一层，调查过程本身已经足够精彩。

影片结尾，两条时间线完全合拢。警方逼近大学炸弹客的林中小屋，同时，少年也与教授完成最后一次正面对质。一边是成年后的他最终落网，一边是少年时的他在心理上完成与人世的切割。

这个结构十分工整，也直接说明电影希望观众怎样理解整件事情：后来的罪犯，与当年那个被伤害的少年之间存在一条看得见的线。

我相信编导清楚了解大学炸弹客的危险性：一个聪明、受伤、孤独而又具有强烈思想能力的人，把自己对世界的愤怒整理成了一套抗争的方法论。他们回避的，是继续追问这套思想如何完成最后一步。

理解一个罪犯当然存在风险。解释他的心路历程，很容易被误解成替他的行为找借口。因此影片始终维持一种谨慎距离：教授可以显得残酷，少年可以显得无辜，罪犯则根本不可同情。

电影始终站在真正问题的门口，没有走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