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世纪末的欧洲,出现了许多女扮男装的女性。她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机会。但是,当她们成功进入男性主导的社会后,又该如何回应那些身为男性所无法逃避的社会期待呢?或许,可以看看由奥地利与德国联合制作的黑白历史剧情片《罗斯》(Rose,2026)。
女扮男装向父权社会投诚
今年年初在柏林,被大家讨论的片子中,Markus Schleinzer(马库斯施莱泽)导演的《罗斯》必定赫然在列。大家都被主角Sandra Hüller(桑德拉惠勒)的演技所折服。电影设定在30年战争结束后展开:女扮男装的罗斯在战后来到了一个乡村僻壤,继承了一栋房子后,便开始融入当地的社群。她和村民参加猎熊活动,整修土地,经营农场。但是她心中一直有个秘密,都没敢和任何人说。直到在同侪的压力下被迫“娶妻”后,秘密好像又透着点光,几乎就要破口而出。
《罗斯》凸显了在父权制度底下,是否有人能够从这套游戏制度中逃离。罗斯女扮男装的原因很简单:她不想再被欺负了。这个社会教给她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只要不够强大,就会被欺负。她的自我武装,无论是上战场还是去猎熊,其实是对父权制度的投诚。她想要通过这份投诚换来一个安静平稳的生活。与其说性别身份的转换是一种反抗,不如说这是罗斯作为孤儿与女性,在动荡年代里不得不采取的生存策略:唯有向父权社会投诚,她才能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站好脚跟。
然而,这份投诚书还有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生育。“婚姻是一个你签署的合约。只有它被履行了才算圆满。”这是罗斯妻子的哥哥对罗斯说的话。他所谓的履行,其实就是完成父权社会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即生育后才算履行了这个社会契约。生育之所以是父权社会绕不开的问题,是因为一来,这关乎农业社会里的劳动力延续;二来,生育也牵涉血统、继承与家庭秩序的维系。因此,父权社会将生育纳入这个制度运行的逻辑,让这个既有的社会秩序得到延续。
罗斯作为一个以女性身体进入男性社会的局外人,她迫切须要解决的是生育的问题。导演选择这个历史现象作为切入点,向观众展示的是父权社会里的排他性。罗斯已经是被当地社会所接受的人,她打过仗、猎熊、做生意,是个典型的充满男子气概的“男性”。纵然行为上被认可,但她无法满足男性社会里的其他同等重要的需求。
电影的高潮部分是,当一群人围堵在罗斯家门口,要求罗斯证明自己是男性和这片土地的继承人。罗斯抛回了一句:“所以你是要我脱裤,给你看我的那根东西吗?”这是电影最重要的回应之一,因为无论她怎么努力,还是无法弥补那根先天优势。这也是电影对于父权社会最强而有力的批判之一。
无处不在的暴力
电影所说的不只是性别反转和父权,其中更大的是对“暴力”的批判。片中,暴力无处不在。电影对暴力有直观的体现,比如斩首和性暴力,但在暴力的视觉化上是非常克制的,并没有直接呈现。但比起直观的暴力,更令人胆战心惊的其实是隐性的暴力。
从罗斯女扮男装的动机,到妻子苏珊娜最后沉尸湖底,这些是隐藏在一个父权社会底下,无处可躲的暴力。罗斯所做的一切,不如说是她以肉身对父权社会的一次试探。她最后以圣女贞德之姿迎接自己的死亡,像是一个因挑战既定秩序而遭受惩罚的异己。
“今天我才想我们不来自上帝,我们只是在想象和发明自己。”这是罗斯最后说的话。这句话让电影要勾勒的轮廓变得更加清晰了——性别是能被建构的。罗斯重塑了自己的性别,但还是无法掌握定义自己的权力。父权社会的暴力,或许正藏在性别建构的过程中:身体被赋予意义,行为被划定规范,个体也因此被框进既定的身份之中,而我们往往无从逃离。罗斯最后的近景似乎是在说:“此路不通。”
《罗斯》于今晚(25日)9时15分及星期三(28日)下午2时,在第37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放映,详情可上网sgiff.com查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