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与工党成员及媒体一道，我在利物浦工党大会现场，聆听首相伯纳姆长达约70分钟的演讲。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听到他对英国社会问题的诊断，以及开出的处方。此前零散的观点，在这场讲话中衔接成一幅全图。
这是一场带有革命性的方向宣言。如果把1945年艾德礼政府建立战后社会契约、1979年撒切尔政府重塑国家与市场关系，视为英国两次深刻转向，伯纳姆正在尝试发起第三次。简单以“向左转”概括它并不充分，因为三种路线的区别，在于国家、市场与地方各自承担什么角色。
艾德礼政府通过国有化、创建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和扩大社会保障，让国家承担保障基本生活，推动经济重建的责任。此后30余年，工党与保守党虽有分歧，却大体接受福利国家、混合经济和充分就业等基本原则，形成“战后共识”。撒切尔政府打破这一共识，通过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削弱工会，把更多经济决定权交给市场，同时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伯纳姆提出的方向，则是恢复公众对基本服务的控制，把更多决策权交还地方，以公共投资和地方协调带动企业发展。它继承战后国家承担公共责任的理念，又试图通过地方赋权与公私合作，回应今天的产业和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