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天空带了一点阴沉的灰色，像一块浸了水的砚墨，硬生生地延展开来。酒店的门童帮她提了行李，猝不及防地蹿进一股冷风，她用力裹紧米白色的羊绒大衣。地接公司说，特意安排了一位归化的中国司机来接她去富士山。
她就这样远远地看见那一位司机，穿了一身单薄的黑西服，还打了一根蓝色条纹的领带，因为寒冷而缩着身子，露出一点被生活留下的疲惫来。他迈着小步跑过来，热烈地挥着手，一边向她问好，一边熟练地接过门童的行李。她心里震了一下，他的声音、跑步的姿势，还有微微侧脸的样子，都像极了一个人。
路况还算不错，窗外从繁华都市切换到日本乡村的景色。木箱子一样的民居，像积木一样齐齐整整地排列着，偶尔有几座冷色调的小院子一掠而过，有星星点点的不知名的花，是嫩嫩的粉色，颤颤巍巍地从矮墙内伸出来，像是一帧跳动的旧镜头里，忽然出现了一抹柔弱的亮色。
她一个人在东京待了好几天，但老李一直没有给她打电话，似乎她不过是被安置在新加坡滨海湾那一间公寓大平层的摆件，是从北京被“发配”到南洋的陪读妈妈，是一幅看腻了的画，或一张磨出了岁月痕迹的餐桌。
“夫人，快下雪了。”司机忽然快乐地说，带着一点中国的北方口音，一边说着，一边从后视镜里向她微笑示意。
她愣了一下，扶了扶巨大的墨镜，微微地点点头。有墨镜做着掩护，她索性盯着后视镜里的司机看了很久。男人已经不年轻了，利落的发型，鬓边已经爬上了风霜，左耳垂上有一颗小小的痣。电光火石一般，她想起，他的耳垂上也有一颗痣，只不过年代久远，不记得是左耳还是右耳了。
男人有所察觉，有点尴尬地调整了一下坐姿，他问：“夫人，怎么了？”
她淡淡地说：“没什么，你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男人笑了笑说：“没什么，大众脸，很多人都这么说。”声音里带着一点没来由的快乐。
她也笑起来，仿佛还是当年那一个爱笑的女孩。她在上海读大学，遇见他。他们都一样爱笑，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无来由地笑起来。微积分的老教授算错一道题，他们就嗤嗤地笑起来；在图书馆自习的时候，争论一个名词的定义，吵着吵着又笑起来；哪怕只是吃一笼上海小汤包，在争论先咬包子哪一个部位的时候，都会打闹着笑起来。
毕业的时候，她去了北京读研，他留在上海工作。她启程那天，他临时被实习单位派了活，走不开。她在火车站门口等了很久，明晃晃的日头简直要把她晒成一滩水渍。快到检票时间了，才见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衫，拎着一个白色塑料袋，穿过背着蛇皮袋的农民工、卖泡面和茶叶蛋的小餐车、抱着孩子卖盗版碟的中年女人，还有大包小包的人群，喘着粗气跑过来。太阳晒得他微微蹙起眉头。
她有点生气，但看见他鼻尖上的汗珠，又把快到嘴边的抱怨吞了下去。她说，都开始检票了。他低下头，没什么表情，一边把那只装满零食的塑料袋塞给她，一边拉过她的行李箱，往火车站入口走去。
就那么几步路，他们走得飞快，却又走得很漫长。她跟在他后面，看着他沉默的背影，不合身的白衬衫是和他的青春、俊朗和才华不够匹配的，是指向一个灰暗的未来的。她的心里像灌了铅一样，是麻木的，失去了知觉的，又是带了一点决绝的。他们没说话。进站的时候，她抱了一下他，轻轻地说，我走了。她听到他呼吸急促起来，混杂着熟悉的香皂味和一点酸涩的汗味。
她没有回头，也不能回头，害怕一回头，就看见他还站在那里。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她试图想象，那一刻他的表情，是悲伤的、是不舍的、还是带着释怀的，但不管是什么表情，她知道，他不再是那一个爱笑的男孩，是沉默的、逆来顺受的，关于爱的代价，是默默承受了去的。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她有一点恨上了年轻的自己，明明就是从那一分那一秒起，她弄丢了他，是主动的、带着潜意识里的预谋的，带着一往无前的决心的。
火车开动的时候，她打开塑料袋，是一瓶矿泉水、一包饼干、一包薯片，和几包零零散散的巧克力、糖果。她呆呆地抱着这一堆零食。这算不上什么浪漫的礼物，甚至带着一点笨拙，可却是真心的，可她意识到，这一点真心里还带了一点生涩的残忍，于是细微的疼一点一点蓄积起来，排山倒海地扑过来，她终于忍不住了，靠着冰冷的车窗，痛哭起来。
在后来的日子里，这样的痛哭是家常便饭，但内里的滋味是不一样了，是虚荣、虚妄和无知无畏，是付出了代价的痛哭。她在北京郊外别墅的客厅里，看见一路散落的高跟鞋、丝袜、礼服裙，她浑身发抖，却只能转身离开。血腥味在咬破的嘴唇上飘起来，她抱紧自己，钻进巨大的浴缸里痛哭。在金沙赌场，老李喝了酒，手气又不好，她劝他回去休息，老李一个耳光将她扇倒在牌桌上，助理扶她起来，她披散着头发，强忍着回到房间，才敢在更衣室里撕心裂肺地哭起来。为了做试管男婴，她每天要打促卵针，拿着粗大的针管，直直地一针一针往肚子上扎进去。在洛杉矶的辅助生殖医疗中心里，一根极细的取卵穿刺针像银蛇一样钻进她的身体，她无声地流下眼泪，是为自己的欲望和虚荣提前举办的葬礼。
她无数次梦见那一袋零食，白色的塑料袋打开了，花花绿绿的饼干、薯片、巧克力、糖果，像泥石流一样从遥远的时间里倾泻下来，喷薄着、呼啸着、汹涌着，向她直直地压过来。她就在时间的重量里，瘫软着身体陷下去，毫无还手之力，可她竟是甘心的、快乐的、幸福的，这一点微不足道的甘心、快乐和幸福，带着没有经过岁月处理的明亮与清洁，竟渐渐成为人生里非常珍贵的一部分。
经过一所神社的时候，她突然问司机：“你以前生活在中国哪里？”
男人说：“我很早就从大连来日本了。”
她又问：“去过上海吗？”
他说：“旅行的时候，带家人去过。”
男人的手指很修长，指节分明，带着一点灰白色，灵活地掌控着方向盘。她想起他的手，在记忆里也是这个样子。在夜晚的校园小径上，他的手指抚过她年轻的脸庞，像是弹奏着一曲最轻盈的钢琴曲。
她转头看着窗外，没有再说话。
富士山渐渐地近了，雪还是没落下来。山体隐进了一片阴翳的灰色里，雪线已经发白了，山顶却被云吞掉了，倒也不是一口吞下去的，是缠绵着扯进嘴里一口一口吃掉的。她淡淡地想，就像命运吃掉了她一样，先是像塞壬一样唱着歌，把她诱骗了去，接着是亲吻、舔舐、啮咬，是迷人的、温柔的、慷慨的。她迷醉地闭上眼睛，把自己心甘情愿地送进命运的口中，于是，命运便放肆起来，先是一小口、一小口，接着索性一大口、一大口咀嚼起她的皮肉、骨骼和精魂，吞噬着她的青春、美丽、虚荣和欲望，直到她挣扎着、哭喊着，只逃出这一尊老去的躯壳，和一身伤痕。
她站在车窗前，看着富士山，可怎么也看不清楚，就像看不清楚自己的这些年一样，明明就在那里，却从来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放弃的是什么，剩下的又是什么。
她回头看了一眼司机。有天光洒在他的侧脸上，棱角分明，那一刻像足了他，也许是他老去的样子。她忽然想跑上去，摸一摸他鬓边的白发，不要更多的，只是像言情电视剧里的女主角一样，颤抖着手指轻轻地摸上去，然后咏叹调一样哀叹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
可她没有勇气。在时间的碾压里，她早已失去了所有的勇气。曾经也是有勇气的，十六七年前，那时她还年轻，还是企业家老李的小女朋友。有一次吵了架，她跑出来，在什刹海边一个人走路。她哭着给他打电话，开门见山地问：“如果没有分开，我们会怎么样？”
他迟疑了一下，在这一点迟疑里，她吸了一口冷气，竟觉得自己也是不配问这个问题的。过了良久，他说：“我不知道。”背景音很嘈杂，有劝酒的声音，她听不出他声音里的情绪。
她的自尊像被蛇咬了一口，悻悻地挂了电话。
这么多年过去了，原来“不知道”才是人生最残酷的标准答案。
雪终于下起来了。先是一星一星的，带了一点水汽，接着是一瓣一瓣的，像旖旎的花朵一样飘下来，渐渐地变成了一大片一大片。很快，河口湖一点点地变白了，先是湖岸边的草木上落了一层薄白，褐色的枝桠从这一层薄白里伸出来。公园的花田早已过了花期，只剩下低矮的枯茎，也很快就被雪盖住了。塑像、长椅、屋顶、小径，都渐渐地失去了自己的颜色。远处的富士山已经白得发亮，只剩下苍茫的山肩。她看着世界一点一点被白色抹掉，像是要覆盖一个怅惘的、无法重来的旧梦。
司机从车门旁转身，雪落在他的头发、脸上和肩膀上，甚至睫毛上还凝了那么一点白色。隔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她有一些恍惚，甚至分不清看见的是他，还是那一段来不及走完的人生。
司机轻轻地咳嗽了一声，问：“夫人，要回酒店吗？”
她说：“回去吧。”
她忽然又淡淡地笑了一下：“不过，慢慢开。”
富士山在后视镜里一点一点退后。
她没有再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