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今年10月《文艺城》迎来筑城40年，特别推出“从南洋到新加坡：华文长篇小说经典重读”系列，以新加坡华文小说经典作品为坐标，细读作品，围绕一个文学议题，重新理解新华文学的艺术价值与精神世界。
风格是一个作者区别于其他作者的鲜明标识。
西方文学理论常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讲起，认为文学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风格是作者在模仿现实时作出的独特选择，这个世界由绵密悠长还是短促有力的语句构建，这里的时间流动是线性的或碎片化的，这个世界的恒定主题是荒诞的或冷峻的……如此种种的选择做下来，作品里的世界便不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带有作者个人色彩的世界。当某些选择足够特别或是不断复现，就能成为一部作品，或一个作者的风格。
过去，评论者们往往关注苗秀写作时使用的方言、现实主义的题材、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些还不足以完全代表苗秀（1920—1980，原名卢绍权，笔名文之流、夏盈等）的风格。须得加上他用语言风格构建出的独特氛围，这个“热带型”作家的风格才能被明晰辨认。
他的《火浪》在开头便写道“白天，这热带的大城整个的浴在火样的热浪里，在喘息着。”那是20世纪40年代的新加坡，没有干净整洁的街道，没有遍布的风雨连廊，没有普及的冷气空调。无论是炎热的气候，还是战前的风雨欲来，都让人在其中艰难喘息。苗秀就这样在小说的开端，仅用一句话就将读者带入了彼时彼地。类似的描写在文中不断出现，如第六章末：“大地仿佛在喘息，慢慢沉落到又一个热闷的夜。”第三十章：“新加坡，这白种人，一切冒险家，头家的天堂。新加坡，这个靠着下贱的有色人种，黄的，棕的，黑的劳动建筑起来的热带都市，现在作着垂死的痉挛。”苗秀写热浪、热闷、热带，写大城的喘息、大地的喘息、都市的垂死痉挛，仿佛赤道的空气都要比别处重过千斤，又湿又热；其实裹着的是汗水和血泪，喘息和挣扎的是城市里的人。还有颜色，丰富的颜色。除了这文化交融地不同人种的肤色，还有独属于热带的色彩鲜妍。第十六章写：“这赤道的红澄澄的太阳，还是跟昨天一样的灼热，照耀着这个热带的海港，市街，码头，胶园，武吉知马山的保护区密林。”红澄澄的太阳，海港的蓝，密林的绿，是一组高对比度的色彩，并没有因为战火就变得暗淡，一如在战火中情绪高涨要保家卫国英勇抗敌的青年们。
《火浪》中语言的温度、色彩与小说内容相互配合，又由“火浪”这一题目加以高度概括。《残夜行》也继承了这种风格，只是色调由明亮灼热转入了幽暗。
看看《残夜行》的开头：“残夜将尽的当口，那一串像死蛇那末一站一站爬行着的列车终于喘着气开进了柔南的最后一站，便搁在那里不动了。一直到迷茫曙色照亮了车厢里那挤在一起的疲惫的面庞跟渴睡的眼睛，列车才有气没力的开出了那个因为昨夜的一场暴雨而变得湿漉漉的小埠头车站，但是，刚爬上那横在海峡的窄窄的长堤，忽然又像一个老年人似的喘息了一阵子，完全停下来了。”这一趟载着女主角叶莎莉回到新加坡的列车，有气没力的，像死蛇，像喘息的老人，尽是一些阴森森的比喻，带着些鬼气。列车离开的是被整夜暴雨变得湿漉漉的车站，即使曙光照亮，破旧的车厢里仍然空气混浊，里面的人疲惫，焦灼，不安。
第五章写道：“黑夜开始吞噬了这个大都市。……然而，解除尽管解除，到了晚上这个城市仍旧只有零零落落的灯火。电力站发出的电力，也像这个城市的生活一样，半死不活的，屋里人家的电灯只能发出一些有气没力的淡淡的黄光来。这城市的夜生活并没有配合这‘和平建设’的政策而活跃起来，相反的，那零零落落的火光反而使这城市显得阴阴森森地。”类似的环境描写弥漫在《残夜行》整本小说中，暗夜的街头，零落的灯火，有气无力的光，苍白的月影，沉闷的雷声，繁杂的雨点，这就是苗秀构筑的独属于《残夜行》的氛围。为了突显这种氛围，小说大部分重要情节也被苗秀安排在夜里发生，于是“残夜”的氛围吞噬了整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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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虽然依托于现实社会与现实环境里的人，但绝不能单纯地描摹现实生活。小说作者必须能够“创造”，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创造出引人入胜的、虚构的小说世界。苗秀让读者看到了这种属于小说家的能力。他在新加坡现实的表世界中进行了深刻的观察和理解，创造了一个属于“火浪”或“残夜”的里世界。虽然《火浪》与《残夜行》讲述的故事仍然与真实的新加坡历史相映照，但苗秀凭借语言风格赋予了每一部小说独特的氛围，让炎热斑斓的《火浪》，让幽暗诡谲的《残夜行》，成为了超越现实生活的、真实可靠的虚构世界。
自然，虚构世界的可靠不能只靠天气、光线和声音的铺陈。氛围若只停留在景物描写，仍是可以从故事上揭下来的布景；它必须进入人物的动作，调节叙事的快慢，并在关键时刻改变读者对人物的判断。
《火浪》第三十四、三十五章，正可看出苗秀怎样让炎热的人间炼狱从“背景”变成叙事本身。在我看来，这两章是苗秀长篇小说中最出色的篇章，即使放眼新华长篇小说史，也堪称出色。
故事里，1942年新加坡沦陷，夏财副和张来从山芭回到坡底，在海山街口被日军押入集中营。他与张来走散，后来亲眼看见张来企图越过铁丝网逃走，却被一枪打死。躲避日军时，遇见一个手臂刺着龙凤、起初令他心生戒备的青年陈阿峇。第二天，夏财副又因履历信笺上印着青天白日旗而未能通过“检证”，被押往海边，面对机关枪扫射。夏财副在陈阿峇的掩护下躲过了日军的屠杀，趁夜色爬进了曼格罗树丛里逃走，但陈阿峇却永远留在了沙滩上。
从逃难的山芭到集中营的大坡，再到屠杀的海滩，人物不断移动，退路却一步步缩窄。骑楼下挤满被鞭打、曝晒的人；没有干粮的人只能喝冷水，争买兑水的炼乳和高价油条。街道上有随地便溺的污秽和遇害者留下的血迹，院子里则充斥焦闷、汗臭、咳嗽与恐惧的低语。甚至新加坡二月又旱又热的气候，与东方戏院里叶子枯黄的相思树都暗合着这“火浪”般人间炼狱的氛围。这里的“火浪”已不再只是开篇的天气和色彩，而成为饥渴、拥挤、羞辱与死亡共同制造的身体感。
苗秀先写夏财副在人群里“像热锅上的蚂蚁”般乱走乱撞，找不到张来，只好疲乏地坐在骑楼下喘气。叙事随他的身体慢下来。抬头之间，他忽然看见张来，希望重新升起；张来随即低头、钻过铁丝网、爬过沟栏、翻身跳下、涉水、再爬上对岸。连续的动作把速度越推越快，让读者的目光也被牵着向前。就在即将逃脱的一刻，“砰的一声”，一粒子弹打断所有动作。张来翻落沟中，人群只骚动了一下，有人叹道：“又瓜了一条！”夏财副则把头长久埋在双手里，一动不动。由慌乱到喘息，由惊喜到疾速逃亡，再由枪声骤然落入死寂，苗秀写的不只是暴行，也在控制读者的呼吸。历史由此不再是一串事件，而成为身体来不及躲避的一颗子弹。
这种把环境写进人的命运，又把人的命运写成冷暖明暗的能力，到了《残夜行》变了色调。开篇列车明明在前进，却一站一站停顿；“残夜将尽”，曙色已经出现，人却仍困在混浊的车厢里。叶莎莉逃进新加坡，本以为可以消失在人海，却不断遭遇检查、注视、跟踪和敲门。小说以叶莎莉、雷振两条线索交叉推进，两人在车站相遇、游艺场重逢，又在雨夜的危险中彼此搭救。人物每次以为看清对方或找到出路，黑暗便制造新的误认。夜色不只是情节发生的时间，而是分配信息的方法：谁能看见谁，谁把目光误作欲望或监视，谁在闪电亮起的一刻暴露，都决定故事下一步怎样行动。
在《残夜行》现存正文的结尾，雷振折了一大把红玫瑰，准备送给莎莉。人们以为盟军飞机到来，战争将结束，天就要亮了；烧夷弹却先一步焚毁了莎莉的住所。花依然鲜艳，街屋已经成为空壳。小说原拟从“黑夜”写到“天亮”，却因连载报纸停刊而中辍，让故事结束在了天亮之前。这并非一个预先设计的完整结局，却意外留下具有苗秀气息的画面：希望与灾难发出同一种火光，残夜将尽，而人仍等不到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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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因此不是方言、题材或几个惯用形容词的总和，也不是“热带型”三个字可以封存的气候标本。它是作者反复作出的语言选择怎样彼此配合，让一个世界获得自己的温度、色彩、声音和速度。善于用语言构建与小说主题和题目匹配的氛围，正是苗秀长处。他构建的叙事氛围有时令人想到被称为“诗鬼”的李贺。李贺《苦昼短》中的“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恰可照见两部小说之间隐秘的联系。《火浪》让日暖烧成时代的火浪，红澄澄的太阳、热闷的街道、汗臭的集中营和曝晒的海滩，把战争的压力公开烧在人物身上。《残夜行》让月寒凝成未尽的长夜，死蛇般的列车、半死不活的黄光、苍白月影、雷雨与暗街，让危险藏在看不清的地方。人物在这冷暖之间奔跑、喘息、误认、受难，也偶尔彼此搭救。冷暖相反，人物的生命却同样在时代的火浪与残夜里受着煎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