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爸去做仙一年了。今天是忌日，我到塔位前，看着他的遗照，竟然没有太多感触——所有的哀思和挣扎，还有那颗悬着的心，在他生命中最后的几年里，早就挣扎没了。人走了以后，好像很多事情真的就慢慢归于平静，生前那些说不完的话、放不下的人、争不完的事情，到了最后都只剩下一张照片和一方牌位。

塔位一格格、一层层排开，像组屋也像公寓，每一户都刻着姓名、出生与往生年月，也刻着籍贯和原乡。我放眼看过去，不论以什么宗教入住的塔位，几乎都清清楚楚写着自己从“哪里”来。阿爸左右两边，一户是福建同安，一户是福建安溪——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像是在诉说着先辈或自己曾经飘洋过海而来，一群安土重迁，却又被迫背井离乡的人，最后来到了这里；不论是否适应这片热带土地，终究还是得“落地生根”，同时眺望着那个曾经的“原乡”。

阿爸从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说要“回南安”，要回阿公在唐山家乡的“厝”。那时候我年纪小，不知道南安究竟有多远，也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可以惦记一个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生活过的地方惦记那么久，只记得他偶尔提起来时，总有一种很笃定的语气，仿佛那里真的有一间屋子，一直在等他回去。

后来他终于和一些亲戚“回去”了，却没有找到那间“老厝”。原来地方已经被新建的水库淹没，旧址早已沉到水底；连门牌、地基都没瞧见，祖厝的痕迹都没有留下。后来又陆续知道，阿公那一辈的亲戚也走了一大半，剩下的有些搬去了厦门——当年的老家没有多少发展，年轻人自然要离开。于是阿爸念了一辈子的“南安”，最后没有祖屋可以回，也没有一扇门可以推开；他心里那个“老厝”，只能停留在亲戚间讲述的往事里，或者停留在他自己从阿公、阿嬷那里听来的一些零碎记忆里。

阿爸其实是个很有趣的人。他大字不识几个，会用算盘但不会用计算机，甚至很多事情都不大会说得漂亮，可是他对家族的事情记得异常清楚，谁是哪一房、哪个亲戚住在哪里、谁跟谁有什么关系，他总能讲得头头是道，像是半部行走的“家族史”。他不太会谈大道理，也没有什么文化人的姿态，却把祖先、父母、兄弟姐妹和家族看得很重。有些事情我们后来的人会问为什么，会追问合不合理，会想知道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他却很少问。对他而言，长辈就是长辈，亲人就是亲人，孝顺就是孝顺，很多事情不需要先想通了才去做。他那一代人，好像就是这样一路活过来的。“血浓于水”不是写在书上的四个字，而是从小就有人这样教他，等他自己成了父亲以后，又这样教我们。

所以阿爸最遗憾的事情之一，是没有在阿嬷面前承欢膝下，多尽一些孝。他平日是个很传统的“硬汉”，遇到事情总是打落牙齿和血吞，从来不谈情绪或心事。可是阿嬷过世后，有一次深夜，我在灵堂前看见他一个人哭，哭得撕心裂肺、哭出大半个世纪的不舍、不甘与不能在阿嬷身旁承欢膝下的遗憾。那不是电影里那种哭得漂亮的悲伤，而是一个中老年人忽然失去了自己的母亲，所有积压在身体里几十年的东西一下子没有地方可以放，只剩下哭。他一面哭，一面大概还在怪自己没有做到一个儿子应该做的事情。那时我才明白，原来他嘴里那个一直想回去的“南安”，或许不只是阿公的家，也是阿嬷还在的地方，是一个儿子一辈子都没有真正放下的“老厝”。

也因此，我现在再看牌位上那四个字——“福建南安”，总觉得它的异常坚固有种吊诡，但也有种莫名的召唤力。或许房子可以被拆，祖厝可以被水库淹掉，土地可以重新命名，远房亲戚可以搬走，甚至连当地的人都可能不再记得汪家曾经住在哪里，可是那四个字还在。也许人走了以后，所谓的原乡就是这么奇怪：活着的时候总想找到它，真正要找时却发现它已经不在；到了最后，反而只剩下一个地名，替一个人把整个家族的时间保存下来。或许在另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阿爸已经沿着这几个字走回去了——回到阿公用毛笔在族谱上写着的“福建省南安县十都良美乡良尾山厝”，看见还没有下南洋的阿公，看见汪家祠堂里的列祖列宗，也看见那个他一生都惦记、却终究没能真正回去的“老厝”。

然而在我记忆里，阿爸又从来不只“属于”福建南安。他是道道地地在南洋长大的人，而且是很彻底的那种。他接受的是马来亚时期的马来文教育，生活在马六甲那个满街都是峇峇娘惹的地方，耳朵里听的是福建话、马来话，眼睛看到的是华人庙宇和拿督公、马来甘榜交错在一起的街景——他在弥留前的几个月，吵着要回他曾经生活过的马六甲老家，想要找一找他儿时的玩伴，吃他喜欢的娘惹糕。

跟阿爸生活的这三十余年，他对马来和娘惹美食可是情有独钟的，餐餐都要叁峇峇拉煎，嘴里还总念叨着新加坡找不到他爱吃的马来酒酿（tapai），非得要马六甲的亲戚帮他买——而且必须是正宗马来老妈子做的，餐馆的他还嫌不够道地。这些东西和牌位上的“福建南安”并没有打架，它们就那样一起存在于他身上。阿爸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机会坐下来思考“自己”到底应该算什么，他只是这样活着，福建人的神明和祖先要拜，马来人的食物要吃，娘惹峇峇的生活方式也熟悉，他曾经是马来亚人，后来是马来西亚人，而人生的后三十年则变成了一个“老新加坡人”。对他而言，这些根本不需要被一格一格拆解的身份，它们就是“生活”本身。

我这一代人反而容易想得更多。南洋很多华人后裔到了第三代、第四代，甚至更后面，已经不再有第一代过番时那种强烈的“回唐山”或“转厝”（回家）念头，可是偶尔还是会被一些很细小的东西牵回去。一句阿嬷留下来的方言，一个阿公反复念着的地名，一道逢年过节才做的菜，甚至一个从来没有去过、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熟悉的地方。那东西没有形状，也没有声音，却会在人某一个时刻忽然醒过来——它可以叫“寻根”，也可以只是想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当然这时代，有时候也可能牵涉地缘、血缘，以及现实世界里各种复杂的利益与认同。可是我想到阿爸，又觉得也许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总是太急着替一个人把他说清楚了；阿爸根本没有必要回答自己究竟是福建人、马六甲人，还是南洋人。他的一生本身就是答案——他走过的地方、吃过的东西、爱过的人、说过的语言，早已把那些界线弄得模糊不清。

今天给他带去的祭品，是他爱吃的“黑果焖鸡”（ayam buah keluak）；我知道他会喜欢。把鸡端到牌位前，我照着平日的仪式上香、敬拜，然后掷筊。第一次拿到圣杯，我知道阿爸来过了；过一会，再问一次，问他吃完了没有，又是一个圣杯。我看着那盘鸡，忽然觉得很好笑。如果他还在，肯定不会陪我谈什么“原乡”，也不会管我这一天想了多少关于家族、血缘和身份的事情——他大概只会先夹一块鸡，再嫌我买的黑果焖鸡不够好，然后很认真地告诉我：“正宗的黑果焖鸡现在很难买，你这个买得还可以。”那一刻我甚至觉得他好像真的坐在旁边，还是那个会嫌东嫌西、却又把整盘东西吃得干干净净的阿爸。吃完了，我再把他请回那方写着“福建南安”的牌位里，让他和同安、安溪的邻居继续安安静静地住在一起。

只是，如果真的可以替他选一个最后的去处，我宁愿相信他早已去了西方极乐净土。那里不需要寻找南安，也不需要找到被水库淹掉的祖厝，不需要向谁说明自己是哪里人，更不必背着一个“福建南安”走完下一段路。这一生，他已经做够了儿子、丈夫、父亲，也做够了“福建人”。到了最后，我反而希望他什么都不必再认得，什么都不必再证明。若西方真有一个地方，能让人把一生背在身上的名字、籍贯、亲情与牵挂一件件放下，我希望阿爸已经走到了那里——那里没有沉重的过番故事，没有战火、背井离乡，没有他学不会的英文和新科技，也没有我这个不甚孝顺的儿子天天气他。到了那里，他不必再回答自己从哪里来，也不必再回到哪里去，只需要安安静静地，做回最初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