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思良：岁月少年的弄堂奇遇（上）

（注：弄堂，指以前上海城市内某片街巷的密集房屋和走道空间所构成的小区地块，也称“里弄”，是上海的特色民居标志。经过新时代大规模整改拆迁，除了少数“保留项目”，上海的大部分弄堂已经成为旧时记忆。）

上世纪60年代，我读小学低年级，正值神州大地上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的阶段。

我家遭受冲击，爸爸的工资被大刀阔斧砍掉百分之七十以上。妈妈主持家政，日常开销捉襟见肘，十岁刚出头的我，是她身边唯一的孩子，需要学会与她一起分担忧愁。至今回忆起懵懂岁月里发生的许多同“苦日子”“紧日子”有关的往事，莞尔唏嘘之余，总使我想到格拉斯在《铁皮鼓》中的童年自嘲：“瘦弱的我，很可能看上去有点像是过着较高的精神生活的样子。”

这里回忆讲述三则弄堂奇遇，以志“纪念”。

家里钱不够用出现亏空，就要想办法去向别人家借钱度日。通常是妈妈决定债主人选，我负责完成举债任务。

有次家里遇到急事需要用钱，而且额度较大，妈妈思虑再三，要我去后弄堂，向“九号阿娘”借30元钱。那时我们住在上海虹口区的某条弄堂，顾名思义，“九号阿娘”居住在同一条弄堂内的九号房子（底楼客堂），人的称呼跟着房子的门牌号码，是上海底层居民的口头习俗。那年代国营工厂学徒每月工资十几元，30元钱可是笔大数目，“九号阿娘”是孤寡退休老人，我认得她，却没有同她打过交道，着实怀疑她能否借出那么多钱。妈妈不耐烦了，厉声训斥道：事到临头急得死人啦，你快去快回，别尽说废话！

那天是星期日，我从我们家所处的弄堂口，穿过几十米长的笔直巷道，走到后弄堂。那里，弄堂尽头的围墙与几座连成一排的石库门房屋相对，隔出一条两米宽、十来米长的横弄堂。冬日午后，整条横弄堂阳光稀疏，没有人也没有野猫家禽等动物走动，静悄悄冷飕飕。九号是横弄堂到底倒数第二家，它的隔壁是最末一家十号。我拖着脚步走往横弄堂底部，抬眼望去，十号的两扇紧闭的黑漆大门上，一双黄铜圆环无风自动，普搭普搭轻扣清响着。弄堂里的小孩都在谈虎色变传说，十号房子内住了一个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红卫兵殴打迫害成为精神病的老太太，她时常发作，发作时叫声极为凄厉，听到那叫声的人会受到感染而魂飞天外。我站在石库门外的水泥地面上，伸出微微发抖的手掌，使劲揉揉两只耳朵，壮胆镇静。

定神看到，九号大门半掩着，我走过去推门进入。天井里没人，透过落地窗户看去，客堂房间黑幽幽的也没看见人。客堂的门也敞开着，我小心翼翼走到门边，探头探脑对着房间深处叫道：“喂，有人吗？”回声嗡嗡，振起些许灰尘。半晌，有个沙哑的声音从房间阴暗角落的一张高背椅子中传入我耳朵，差点把我吓成精神病：“哎呀，楼上的人（经过天井）进出，总是不把大门关上，外面的人谁都可以随便走进来！你，你是谁？”我的眼睛习惯了黑暗，转首朝发出声音的地方注视，发现高背椅子里坐着的正是“九号阿娘”。被我叫喊吵醒前，她蜷缩在那张椅子里睡着一段时间了，嘴角挂着一条白乎乎细密密的黏稠口水，嘟囔抱怨时，口水居然没有断线滑落。她数落完大门没关的事，眼光凝锁，带着一种莫须有的怨恨盯着我。少顷，一种天长地久的回忆加上潜伏在昏沉思维里的超然分辨能力，使她突然认出了我：“哦，你是弄堂口某某家的小儿子！”我赶紧点头相认，趋前热络卖乖地叫声“阿娘”。我这一叫，阿娘神志完全清醒了，或是她身上的辈分比她的神志先清醒过来。她嗖的一下吸进了那条黏稠的口水，迅速把它咽下喉咙。口水滋润了胃肠神经，她的身子也瞬间在椅子里坐直了。

阿娘问，你来九号做啥？她睁开的老眼昏花的双目，像两颗受潮的水果糖，蒙了层半溶化状的晶亮。我如实答道，受妈妈嘱托，来问阿娘借30元钱应急。阿娘沉重叹气：“文化大革命搞得结棍（剧烈），你们家遭殃，你妈妈是当不了穷日子的家的。”听了阿娘的话，我很想昂起脖子，为妈妈也为我们家的没落境况争辩几句。阿娘好像知道我要讲什么，朝我严厉摆摆手制止了我。然后，她动作迟缓地从身上穿的蓝布棉袄罩衫的侧面口袋里掏出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油纸包，打开，里面有一块暗底白花手帕，再打开，手帕正中是一只颜色泛黄的旧信封。她用两个通晓贫富的手指从旧信封深处钳出一卷用橡皮筋捆紧的10元钱。我顿时瞪大了眼睛：10元钱可是当时最大的票面，那卷钞票少说也有二三十张！阿娘三两下松开橡皮筋，手指蘸了蘸唾沫，从厚厚的钞票中抽了三张递给我：“叫你妈妈先用着，等她手头方便了再还我。你这个小鬼听好了，千万不要让弄堂里别人晓得这件事！”我感激涕零地收下略微卷毛了边的钞票，使劲点点头。阿娘把手上那卷钞票重新扎紧，塞回信封，再里三层外三层将手帕和油纸包好，安稳放入衣袋。她的神情和肩背随之松弛下来，又准备重新委顿打瞌睡了。

我捏着钞票，轻骨头脾性上来了，油腔滑调问：“阿娘，你晓得隔壁十号里精神病的事吗？”我没听到回答，低头看向阿娘，那两颗硬邦邦的水果糖黯然消失了，她微微眯上了眼睛，陷入半睡眠状态，嘴角又开始缓慢堆积口水。我赶紧把钞票收好，离开客堂跨过天井走向大门。我的手刚轻轻触到大门的黑铁把手，阿娘的话如影随形从背后传来，像几分钟前那样又把我吓了一大跳：“你走出去时把大门关好！”

我的手僵止在黑铁把手上，整个人一下子怔住，刹那间产生幻觉，仿佛说话的老太婆的声音不是来自身后的九号客堂，而是来自一墙之隔的十号，那座更加空旷肃杀的天井房屋。停立仰望，九号天井顶上，那一方同十号共享的天空中，有黑色鸟群像乌云一样急速飞过。我的心头也掠过沉沉阴影，少年之心隐约体会到：世事莫不如此，片段留痕，敦促远去。

那一刻，很奇怪的，我稚嫩的内心深处又升起一股淡淡的凄凉和伤感。更奇怪的，我竟然清楚意识到，那种凄凉和伤感，以后定会时时侵扰我，永远无法回避，而它们与个人和家庭的穷困潦倒没有任何关系。

我拉开大门，疾步走了出去，像是逃出一座由黏稠口水、硬核水果糖和老态龙钟的话语声调所笼统组成的“九号秘境”。

问“九号阿娘”借钱，仅此一回，印象深刻。此后的漫长日子，我在弄堂里多次遇见阿娘，主动想要搭理她，她却毫无反应，好像不再认识我了。于是，在我心中，阿娘的形象就被定格在多年前“九号秘境”里的那张高背椅子的睡梦边缘了。

所谓的“物随物蔽，尘随尘交”？

事后我问妈妈，为何“九号阿娘”有那么多“私房钱”？妈妈告诉我，阿娘解放前是外资香烟厂的督工，工资很高。解放后烟厂收归国有，政府优待管理层，阿娘的工资级别被保留下来。她独身一人没结过婚，没有子女亲戚，花费节俭，就存下了很多钱。阿娘平时不喜与人来往，邻居大多后她搬来，不了解她以前是做什么的。妈妈文化大革命前担任居委会干部（运动一开始就被解职了），有权有便利查询居民档案，知晓阿娘根底。我又追问，阿娘过去帮外国老板做事，现在搞文化大革命，为啥没有人挖她老底找她麻烦呢？妈妈答，她退休很久了，窝在自家客堂内，深居简出，恐怕早就被人遗忘了。我快嘴快舌道，那么阿娘是条“漏网之鱼”。妈妈听了，马上虎起脸来：“别瞎说！记住，现今形势严峻，你在外面千万管住你的嘴巴！”我吐了吐舌头，心想，多此一举，阿娘已经关照过我了。

高压乱世，狂风暴雨，“九号阿娘”平安无事活了好多年，寿终正寝。她去世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妈妈委托我去参加了里弄居委会为她操办的追悼仪式。仪式的排场很隆重，花费的是阿娘生前的积蓄。积蓄多余的钱，据说被捐献了，又传被侵吞了。

阿娘曾经慷慨地借钱给我，以救我们家的燃眉之急。可是平庸执拗如我，却长期在心结中颠倒认为，是她欠了我的，因为是我守口如瓶的“功德”，使她躲过了一场可怕的劫难。另外我还存有一层私己的寓意：“九号秘境”的隔壁是“十号病院”——命运的险恶排布，堪堪就只差一个门牌号码！阿娘或许有魔法护身，免遭厄运侵犯；可是我那天走出九号天井时，毕竟替阿娘牢牢关上了大门，增加了一道防范……

那时经常没到月底，掌管财政的妈妈就几乎身无分文了。有时连买米的钱都凑不齐，而米缸又恰好见底，这窘迫情形，她因材施教开导我，叫做“山穷水尽”。

买十斤五斤米的钱凑不齐，退而求其次，那就拿些零钱去买两斤米，至少可以烧一大锅白饭，供充饥几日。照说也可买两斤面条来做着吃，可妈妈讨厌面食，还是要买米。

问题是，很少有人去粮店买米，称两斤这样的小数，不像零打碎敲采购其他商品（比如妈妈老是叫我去弄堂对面的烟纸店，用七分钱买五根“飞马牌”香烟），无伤大雅。在购买基本口粮上小器哭穷是很不体面的事，有点像是你拿着一把步枪，只有两颗子弹，仍然能理直气壮上战场，但你若是扛着一挺重机枪，也只有两发子弹，那就压根没情绪主动出击。

丑角自然由我去充当。我家靠近弄堂口，粮店就在弄堂口旁边，方便是方便，却嫌“战场”离得太近。那家粮店的营业窗口和柜台开得很小很高，那一年半载内，我时常陪伴妈妈上各家当铺典当衣物，实际对照，我觉得粮店的窗口柜台怎么很像狗眼看人低的当铺柜台。我磨磨蹭蹭来到粮店，颤颤巍巍踮起脚尖，把购粮证、粮票和几毛钱从柜台塞进窗口，小小声说了句“买两斤米”。话音未落，坐在窗口后的四眼中年男子唰的像扔一把米糠那样把我塞进去的东西统统扔出来，恶狠狠吼道：“小赤佬寻什么开心？当这里是菜摊啊？要买米，起码买五斤！”

这个四眼男子有个鲜红的酒糟鼻子，表情滑稽拙劣。扯些闲话，粮店里没有厕所，他上班时经常从粮店后门慌张跑出来，急急穿过弄堂走道，冲到我家斜对面那个水泥砌成的公共小便池，拉下裤子拉链撒尿。好几次我从厨房窗户偷望出去，发现他的撒尿过程很费功夫，那站立的姿势像面壁思过，有种摇头晃脑、拖泥带水的痛苦状。妈妈说，小便不痛快的人准是肾脏差劲，所以我得出结论，此男肾亏。总而言之，不管怎样，平常数不清的时日，我和他在弄堂口的小便池周围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应该不算生分吧，今天何必如此仗势欺人地粗暴对待小弟我呢！我哭丧着脸看着他和他的酒糟鼻子，正想讲两句好话恳求他，他旁边那位梳了齐耳短发、穿蓝格子外衣、有一张漂亮圆盘脸的少妇已经伸手到窗口外，从柜台上把四眼男人扔出来的东西再收进去，同时数落她的同事：“你也是的，为难一个小孩干啥？人家也是无奈，你就卖给他吧。”粮店靠近弄堂，圆盘脸少妇想必听闻了我家在当前运动中遭难的苦楚，颇有同情心，挺身而出，为我解难，予我照顾，乃至，我隐约感到，也表达一丝关怀。

四眼男子皱起眉心看看她，又低头推推眼镜，不情不愿数了数那些粮票钞票，手指劈里啪啦打了通算盘，然后把找的零钱分币丢给我。至于购粮证，他懒得打开：“两斤米，算了吧，不用登记。”说着，他朝少妇解嘲地笑笑。他戴的金丝边眼镜起了良好的衬托作用，笑起来倒有一副斯文腔调，酒糟鼻子也不那么难看了。

粮店窗外的墙壁低端，安装了突出的木制抽屉出口，供顾客把自带的米袋紧紧套住出口边缘，而抽屉直通店里的漏斗形铝箱。一旦粮店职员将称好的粮食倾倒入四壁光滑的铝箱，米呀面粉呀“一泻千里”，从出口喷涌而出，装入顾客的口袋，打包走人。

圆盘脸少妇早把两斤米称好，等我把白布粮袋套上抽屉出口，就听到她哗的一声把米倒进铝箱，米就像水一样流进了我的粮袋。不，不是连续的水流，两斤米太少，形不成水流，几乎还没听到流水声水就断了。两斤米真的太少了，我根本来不及感受并接纳随着米粒倾泻而下的别的什么东西——少年的我知道，那少妇的温柔和好心是有粮仓般的容量呀。

回家后我把买米的经过告诉了妈妈，她立刻判断：“那个女店员喜欢那个男店员，她在讨好他。”我大吃一惊表示反对：“哪里可能？女的那么漂亮，男的很丑陋。她出面纠正他的无理行为，怎么说是讨好呢？”妈妈补充道：“哎，你小孩子不懂，正因为男的相貌不济，所以女的才要寻求‘补偿’，付出最大努力使得他的行为表现尽量良好端正，她才不会感到丢脸，这本质上就是迁就，就是讨好。”我似懂非懂、将信将疑。

过后有天又去粮店买米，朝店里张望，想尽快见到那张漂亮的圆盘脸，却失望地看到营业员换了另外两人。随即记起，近期好像没有看见过四眼男人站立弄堂小便池撒尿。从那以后我注意了，再没见到圆盘脸和酒糟鼻子坐台弄堂口的粮店。再以后偶然听人说起，这两人“搞腐化”被人揭发，受到警告处分，分开调往其他粮店了。“搞腐化”就是搞婚外情，果然被老妈一语说中！那年月搞婚外情的员工，除了组织上要做出正式处分，工作单位还可能召集全体职员的公开大会，把两人拉上台去批斗，搞得脸面扫地。

我觉得我也脸面扫地！

乳臭未干的我，脑子里依然很拥塞很想不通，为何漂亮温良的圆盘脸少妇，会和嚣张邋遢的中年酒糟鼻子好上？肯定不是由于那家伙的体力优势，他明明肾亏嘛。难道她迷恋他笑起来有点作态的文化人相貌？这起事件本身，参考老妈的论断，情理之外，我归结为是圆盘脸少妇害了酒糟鼻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故事里，癞蛤蟆才是无辜者。

岁月悠悠，我一直感念圆盘脸少妇为我伸张道义的点滴情怀，连带也原谅了酒糟鼻子高高在上无情无义的不屑态度。生活提供了有趣有益的悖谬：就一件日常不起眼的小事来说，某个人爱护你了，这爱护总显得细巧难继，但某个人不再仇视你了，那先前有过的仇视倒一并显得宽宏大量。

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在“切身体验”的层面上接触到男女关系的事情，黄口小儿还设身处地为男女双方的长短庸雅着想，患得患失。甚至它是否包含了情窦初开的前青春期幻想？那也说不清楚。“穷则思变”的意思，也包含了反向激发出的某种超越现实的本能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