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木：以专辑为视角 回顾文艺城40载（下）

（文接上期）
　　编按：2026年10月20日《文艺城》迎来筑城40年。本文以专辑为视角，回顾《文艺城》40载历程，宏观探讨其发展趋势，思考这些专辑与新华文学产生的联结与互动生态。

2022年7月27日至2023年2月22日，《文艺城》推出“文学推手”系列，连同两篇回响篇在内，总共发表19篇以论述、访评／访谈、追忆、自述等形式写成的篇章，它们聚焦于15位华文报文艺副刊编辑。谢裕民的引言：

“华文报一直为文学主要的推手，新加坡的华文报文艺版主编亦扮演同样的角色。《文艺城》以不同的形式，不定期介绍这些幕后英雄。”

四篇论述是谢征达《培育者谢克》《守护者：杏影对文艺副刊与青年文艺的推动》、伍木《培育新秀绽放文学芬芳》《瘦削身躯支撑强大文学信念——印象林迪玞》。第一篇是谢征达在2022年7月2日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联办的东南亚华社华团讲座《培育者：新华作家谢克在小说与报章文艺副刊的影响力》的演讲稿，也是“文学推手”的开篇之作，后两篇是此系列的回响篇。

六篇访谈是李宁强《林福利十年耕耘青园》、流苏《〈文林〉的多元现代主义景观——杜南发：垦殖现代文艺副刊的揉手》、邹文学《晨星并不寥落——访〈星洲日报·晨星〉编辑郭坤福》《培育创作者也吸收养分——陈川波谈星洲日报〈青年园地〉、陈宇昕《半世纪前一声鸡鸣的文艺回响——梁明广与现代主义文学副刊〈文艺〉》《守城者说/护城者言——〈文艺城〉37年》（完结篇）。流苏认为完结篇“让读者对《文艺城》有完整的发展史概念”。

六篇追忆包括林康《廿四年后怀故人——说给李向》、刘秀珍《姚紫：世俗眼光外的编辑》、柳舜《高云，我们的偶像》、石君《心随高云去驰骋》等。

三篇自述是董农政《晚风吹送，文思涌动——我编〈晚风〉与〈文艺〉的二三事》、许月英《晚风中鸟儿自由飞翔——〈晚风〉轻吹的日子》、白全成《文学的因缘际会与传承：我与〈南洋学生〉〈联合晚报·文艺〉及其他》。

对于这些文学推手，笔者印象深刻。以杜南发为例，在他的主催下，1981年9月17日，八位诗作者：邱泰歌、董农政、海飞丝、火雷红、戴畏夫、希尼尔、傅艾笙和我齐聚《南洋商报》进行诗歌创作经验的交流，列席者是诗人吴垠、变质岩。我后来把座谈会记录整理成文《年轻的心灵——我国青年诗作者的经验谈》，发表在同年10月1日《文林》。

这场文学交流也促成其中六位参与者连同另外两位同龄诗作者杜宇铃、川依特，在一年后出版诗合集《八人诗汇》。2025年，希尼尔在接受《源》杂志《文坛掠影》栏目撰稿人齐亚蓉专访时，毫不讳言杜南发是他遇到的贵人之一。

对于“文学推手”系列，陈志锐在《文字现象2022》序文中指出：“这个由《文艺城》主编主导的文学专辑其实有悠长的历史，而且应该得到更大的延续与发展。”有鉴于此，2024年8月7日至10月25日，《文艺城》推出“文化编筐人”系列，把视角扩大到新华文学刊物的编辑群。吴晓媛的引言：

“不同的年代，除了主流媒体，总有一些文人志士，孜孜不倦地成立社团、出刊物、办活动，推广华文文学创作，默默为文学编筐织梦。《文艺城》推出‘文化编筐人’栏目，从这些办刊人物的经历中，一探新华文学发展的脉动，从旁观察创作之路。”

此专辑包括：流苏《蚂蚁唱歌——英培安的办刊寓言》、谢征达《挥舞一生——记张挥》、伍木《搭建南洋文学桥——记寒川》《编缘50年，俯首甘为文艺园丁——记烈浦》《荡起双桨，摆渡在热带的海峡——回望摇橹人适民》《壮志未竟雁留声——追记欧清池》和综述篇《扎根本土栽培新秀，新华文学刊物发光发热》；其中，论述英培安、欧清池、张挥的篇章都是追忆篇。

笔下的文化编筐人中，欧清池与笔者结缘最早。1982年，他在主持南洋《书的橱窗》编辑工作期间邀我写书评，同年4月至7月，我写了关于金声教育中心文艺学会会员合著《诗之季》、长谣、喀秋莎与古琴合著《三弦集》、酩酊、孟紫、林臻、彭飞、孔大山、宇铃、林辉、廖青、石君、张挥著作的12篇书评交给他发表。

在综述篇中，我也重点提及另外五位曾经或正在为新华文学刊物作出贡献的编辑贺兰宁、南子、林锦、成君、黄明恭。我在文末写道：“回望百年新华文学史，在前赴后继的文化编筐人中，哪一位不是在坚持母族文化的衣钵承传，不是在为母族文化事业站岗？”

《搭建南洋文学桥》发表时，曾引起多份印尼华文报的转载，因为在许多印尼华人的认知中，寒川是为印华文坛作出长久贡献的印尼女婿，应该让更多印尼读者认识寒川。

王润华、淡莹在《文字现象2024》序文中指出，2024年《文艺城》的一个特色是文化编筐人特写文章分量很重，它们超越副刊格式，进入文学、人文、历史的领域。

从文学推手到文化编筐人系列，《文艺城》带领读者完成一趟新华文学生产场域推动者的认识之旅。

无论是书房系列、作家频道、作家与书、文学推手还是文化编筐人系列，都是《文艺城》主动出击，作为媒体与读者之间的一道桥梁，从不同角度切入，向读者群推介新华作家的文学创作、副刊编辑或学术研究的心得，在唤醒一整代人的集体记忆，激励年轻一代执笔创作的同时，也为新华文学研究者留下可供参照的重要资讯。

结合本文上下篇所归纳的《文艺城》三大类专辑：一、创作与评介兼容的专辑推介新秀作者／文坛后继者；二、特定主题／文体／情境的创作；三、走近作家/编辑的访谈／评介／特写类，在总共22个专辑中，如果从年代分布来看，1980年代一个，1990年代两个，2000年代三个，2010年代六个，2020年至今十个。新秀作者／文坛后继者的推介专辑有四个，作家的访谈特写专辑有五个，平均四、五年推出一个。有理由相信，《文艺城》的专辑策划会越来越密，而且倾向于特定主题／文体／情境的创作类专辑。

此外，后转调世代专辑、从新文学到新华文学专辑、地球日系列、饮食文学专辑，这些《文艺城》专辑在推出前有早报《现在》的专题报道作为铺垫，后者可视为前者的“外延版面”。

柯思仁曾在《文字现象2016》的序文中说：

“在不同的时代脉络里，每一任编辑，有各自擎举的理念与方针，也通过副刊作为平台，展示他或她对于新华文学整体生态的观察与想象。”

所以，林迪玞任编辑时，散文占比甚大，“游子系列”和“岛屿书写”都是；谢裕民任编辑时，小说占比偏大，“小说探索”和“小说m世代”皆以小说挂帅；吴晓媛任编辑时，突出“女性文学”作为书写的面向。

重温《文艺城》历任编辑在推出新专辑中所写的引言，感觉那就是掷地有声的文学宣言，蕴含着编辑对新华文坛的殷切期盼。纵观10篇《文字现象》的序文，绝大多数主编都肯定《文艺城》专辑的意义与价值。对当年是年轻族群之一的柯思仁而言，百余年来华文报文艺副刊始终是培养年轻作者的重镇：

“谢裕民和刘培芳主编《文艺城》的时代，推出了‘年轻族群’系列。二十几岁的作者们，正都处在文青巅峰状态。那是我从台北毕业回来之后，大概也差不多是应该要告别文青身份的时候。想想这一路走过，文艺副刊主编们的提携，不仅是我这么一个文青。百余年的华文报史，报章副刊将文青造就成了作家，也形塑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坛。”

在刘培芳的主催下，1989年10月8日，柯思仁、蔡深江、韦铜雀、沈鹰出席文学沙龙，畅谈成长经历、创作经验、文学观和文学期待等。同年11月26日，座谈内容整理《文坛新秀四人谈——我的文学经历》刊登在《文艺城》。这项活动列为“火花系列”之一，它是刘培芳为培育文坛新秀而策划的活动。

1998年1月24日，七位年轻作者陈志锐、陶宗旺、黄浩威、周德成、叶孝忠、林兴利、卓炜峰在陶陶居茶馆举行文学座谈会，其中，陈志锐和叶孝忠曾是《联合学生》通讯员。同年2月15日、16日，曾昭程记录整理的座谈会内容《年轻的声音》连载于《文艺城》。林迪玞指出，这份记录“既是年轻写作者对新华文坛生态的解读，也是新生代作者文学观的一次展示”。2013年，陈志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报章副刊文艺版是非常重要的园地，“很感谢当时的编辑给年轻一代机会，对默默无闻刚起步的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帮助。”

柯思仁从1988年的“年轻族群”，1989年《文坛新秀四人谈》参与者，蜕变成《文字现象2016》主编；陈志锐从1998年《年轻的声音》座谈会主席，2014年“七十年代”作家，蜕变成《文字现象2022》主编，更在2026年获颁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个人奖）。他们都在不知不觉中从《文艺城》的“被托举人”蜕变成“托举人”。从文学史角度看来，这正是新华文学道统形塑之所在。

此外，在1990年代中期的书房系列中，吴启基（吴垠）既是采访者也是受访者，刘培芳从《文艺城》编辑变成受访者，受访者林仁余在十年后担任《文艺城》编辑。这种身份重叠／蜕变的例子，使得《文艺城》成为一个相互榫接、支撑与扶持的文学生产网络。

早在1980年代，刘思及其儿女们所形塑的“诗人家族”美名不胫而走，书房系列黄匡宁《每天看无字天书——老诗人刘思和他的作家儿女》的采访对象是其中四位，由于有与父亲刘思的合照，长谣把采访剪报视若珍宝，经覆膜保护处理，张贴在住家墙上。如今，诗人家族中“再出发”的喀秋莎和笔耕不辍的二炮，仍是《文艺城》的常客。

尤今曾感慨地说：“诞生于世，就像持一张单程车票，一定要充分利用。因此我时时刻刻都很努力，分秒必争，我不愿意等到两鬓斑白时，回头一望，才发现生命一片空白。”黄匡宁《尤今：持单程车票分秒必争》一文的剪报，至今还被尤今珍藏着。30年过去了，“持单程车票”的尤今仍在《文艺城》驰骋，她的游记和饮食文学作品羡煞多少旁人。

1989年1月22日，《文艺城》刊登“‘年轻族群’系列总结篇”，刘培芳在《交心的喜悦》一文中写道：

“从策划、邀稿、联络、构思呈现方式以及下版前的各种准备工作，我们的确花了不少时间、心思与精神。……编者和这群年轻人接触交谈及捕捉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那种交心的喜悦。”

诚如希尼尔所言，《文艺城》是一个互动的场域。这里的“互动”，包括编者、组稿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复合式互动。编辑在策划和落实专辑时会有压力，相对地，作者有时同样也会战战兢兢，压力山大。

记得1988年“年轻族群”和2002年“岛屿书写”专辑，笔者都答应刘培芳和林迪玞要应邀写稿，但当交稿时限逼近时，笔者把“写不出稿”的想法告诉他们，电话那头是不徐不疾的激励之语，他们都很有耐性地鼓励笔者根据自己的思路来写。有了主编们的鼓励与信任，最终把六首诗交给刘培芳，把一篇散文交给林迪玞。

那两次经历，让笔者体会到文艺版主编的鼓励、督促与耐心，对作者而言何其重要。倘若他们在关键时刻让我跟着感觉走，那我很可能会临阵退缩，真正放弃了。我在“年轻族群”专辑上发表的《一只黑鸦在车路上啄食》《城市》二诗，经学者包志明和何自立英译，原诗与英译本编入1995年唐爱文主编的四语建国诗选；《我们模拟世界旋转》入选2025年周德成编译的百年四语《新加坡诗选》；笔者交给林迪玞发表的《在岛屿的南端》，也有幸入选朱文斌、曾心在2020年合编的东南亚华文散文选集。

基于这种相互信任与理解，2023年4月上旬，当夏元格询问笔者本地一份文学刊物的截稿日期时，笔者建议她把诗稿投寄给《文艺城》，因为《文艺城》的创刊宗旨之一就是培育本地的文坛新秀。1990年代初期，《文艺城》曾推出《取火》版，重在发表年轻作者的作品，并邀约成名作家如周粲、谢克、梅筠、木子等人写短评。

2023年4月14日，夏元格诗作《途径画展》首投成功，线上发表于《文艺城》。夏元格在2024年晋身城市书房首届“我的第一本书”计划的新进作者，出版诗集《半径》，并在2025年成为《文艺城》女性文学专辑的作者之一。

数年前鲜少在《文艺城》看到周粲的诗作时，笔者鼓励这位比我年长近30岁的文坛老将重拾诗笔，踊跃写稿和投稿。周粲“从善如流地再出发”，在年届九旬高龄至今的几年内重新挥舞手中之笔，诗作源源不绝。

2025年2月14日，《文艺城》发表周粲组诗《五个景点，五首诗》，早报副刊与早报播客制作的《开卷》，由蓝云舟念读此诗以及希尼尔的赏析写作。周粲后来和我谈及《开卷》，他认为这种深入浅出的有声赏析结合念读的形式相当不错。追溯起来，旨在与国内外读者和听众一起走入新华文学世界的有声《开卷》，是1980年代《文艺城》编辑手记和作家短评等静态导读的延续与转型。

早在1988年5月至8月，谢裕民从原甸手中接编《文艺城》后，曾设置《书中走过》栏目，并邀我写简短有力的书评，我前后写了八篇关于田流主编《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总辑》、周粲、徐惠民、梁文福、曾希邦、尤今、韦铜雀和蔡欣著作的短评给他发表。

有了这层编者与作者之谊，2022年11月下旬，我在阅读多篇“文学推手”文章后，斗胆发一封电邮给谢裕民，毛遂自荐，表示我有意写一篇关于11位华文报副刊编辑——方修、范北羚、陈昌明、林春兰、陈鸾珠、符树建、王金菊、蓝玉、刘培芳、林迪玞、林仁余的综述篇，他建议我集中写一两位就好，结果我写了两篇：《培育新秀绽放文学芬芳》《瘦削身躯支撑强大文学信念——印象林迪玞》。

2023年，应陈宇昕之邀，随庭完成《建筑是凝固的神谕》的书写，小说在5月3日见报。这篇小说埋下她对气候书写与环境主题的兴趣与思考，她在社媒中自我勉励：“感谢早报策划地球日系列的四篇作品，‘逼’我借机写一篇气候小说。越是忐忑，越说明值得挑战；越是陌生，不擅长，可能失败，越是实验和进步的机会。至少我是这么说服自己的。尽管短短几千字只来得及将构思简单写出，却是督促我认真思考与理解气候灾难的开始。”

随庭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系友及写作课导师，2026年4月1月，《文艺城》发表其书写外婆的散文《戴亮辉》，该系副教授许齐雄当天在社媒分享随庭散文的链接，他在“认真地拿着报纸看完将近一整页的文字”后，感慨良深地共鸣：“我们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外婆’，一个忘不了，却不一定有机会说出来的名字。”

许齐雄此举让我想起2002年11月7日，当希尼尔的岛屿书写《浮动的童年》在《文艺城》发表时，当晚我在一个活动上偶遇时任早报总编辑林任君，后者也毫不掩饰地以读者的身份向我表达他对此文的高度欣赏。

2026年3月，学枫回顾他在12年前撰文《追寻文字的天空——邂逅文学的郑景祥》时小心翼翼的情景：“景祥抬举，邀我为他在《文艺城》七十世代的专辑写介绍。想到这系列有十多辑，每一辑有不同人撰写作者，要如何好好地把我认识的景祥以文字刻画给读者，想必是一种考验。毕竟，作家难得有机会在文艺版上风光登场，并和其他作家先后陆续亮相，其任务实在不简单。为了不辜负景祥所托，那时候我反复地细读他的诗和散文集，几经酝酿，最后写出来的文字自己尚还满意。可是其中引用了景祥的诗句，形容诗人对诗‘有一阵勃起的欲望’，在发表时被编辑阉割了。非礼勿言，删得也正确。”

关于《文艺城》的专辑，笔者有三点思考：一、在文学的盛宴与快餐之间的平衡；二、推出生态女性主义专辑；三、建构一座跨族之城。

新旧千禧年之交，《文艺城》刊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专辑，包括1998年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1999年德国小说家君特·格拉斯、2000年法国籍华裔作家高行健、2001年英国籍印度裔作家奈保尔、2003年南非作家库切等。

2010年3月4日，新马文史学家方修病逝，3月9日《文艺城》推出跨版专辑《于无声处降惊雷——悼念方修》，发表新马两国作者的七篇散文和五首诗。

2017年9月22日，小说家李永平辞世。同年10月3日和5日，《文艺城》连载由王润华署名，李永平在2016年12月2日与王润华、许通元等人进行的文学对谈“从婆罗洲到北台湾——李永平的文学行旅”的选录文稿《李永平最后的南洋旅程》，以别样的形式纪念李永平。同年11月2日，《文艺城》推出《追忆大河尽头——记／忆李永平》专辑，刊登李永平在2016年于南洋理工大学担任驻校作家期间五位学生的悼念篇章。

上述专辑的推出，除向文学巨人表达敬意外，也隐含向文学巨人学习的深意。

在希尼尔与学枫的推动与组稿下，2011年3月4日，《文艺城》推出闪小说专辑，八位作者为艾禺、林锦、董农政、谢裕民、林高、南子和两位组稿人。专辑中附有希尼尔的文论《闪烁夜空下的狙击手——“闪小说”的新感受》，为闪小说的格式与面貌定调。

2016年8月23日和10月25日，《文艺城》推出《微光闪说》和《微红尘》闪小说专辑，发表九位作者的21篇闪小说；其中，艾禺《助听器》入选《文字现象2016》。

在希尼尔的组稿协助下，2024年3月29日开始，《文艺城》推出微型小说专辑，发表多篇微型小说。其中，艾禺《那天，雨一直下》、希尼尔《问斜阳》、林高《野姜花》、林锦《忌日》入选《文字现象2024》，因为它们“都是新加坡热带天空永远闪烁的繁星”。王润华、淡莹认为，如果要深度了解与研究2024年新加坡的文坛，也应涵盖编者精心推出的微型小说特辑。因着第一次微型小说专辑的成功推出，2025年下半年，《文艺城》再次推出微型小说专辑。

悖论的是，就如2023年陈宇昕在《〈联合早报·文艺城〉守城者的文艺使命》一文中所说的，新加坡的高节奏城市生活一度催生微小说甚至闪小说风潮，《文艺城》收到的投稿也以短小文章和诗歌为主。有感于此现象，《文艺城》在2022年推出“小说m世代”系列，邀请年轻写作者撰写5000字以内的短篇小说，旨在证明年轻世代仍有能力经营有一定篇幅与重量的文字，同时鼓励小说创作。

如何在激励大家“向文学巨人学习”与鼓励“闪”“微”小说创作之间求取平衡，让有分量的稿源不会间断？这个问题与识别人工智能生成文字的投稿一样，是《文艺城》编辑所要思考与接受的挑战。

走笔至此，获悉张曦娜从2023年至2026年发表在《文艺城》的10篇万言小说获得台湾学者范铭如举荐，在2026年4月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短篇小说集《欢乐岛》，列为范铭如主编“当代华文小说家系列”首发本。这是《文艺城》发表有分量文学创作的明证。

从前述地球日系列、万物共生系列和女性文学专辑，我联想起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在《女性主义·毁灭》一文中呼吁女性参与拯救地球的工作时提出的“生态女性主义”，它标志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开端。199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在其理论中，妇女经受性别、种族、阶级与自然压迫，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的最终理想是寻求这四种压迫的解放。

中国学者赵媛媛和王子彦指出：“生态女性主义的宗旨在于揭示在人类思想领域和社会结构中，统治妇女与统治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反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把反对压迫、妇女解放和解决生态危机一并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

如果《文艺城》编辑未来能融合生态文学与女性文学于一体，推出生态女性文学专辑，作者群不局限于女性，那么，这一类的文学创作将会引起更大程度的关注、共鸣和参与吧？

40年来，《文艺城》门户开放，作为一座促进国际交流的跨国／域之城，曾发表许多国外作家的作品：马华作家何乃健、林惠洲、方路、辛金顺、张永修、何启良、王涛、爱薇、许通元、王晋恒；马华留台学者陈大为、钟怡雯、张锦忠、李有成；台湾作家陈若曦、叶莎、方明、刘克襄；菲律宾女诗人谢馨；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旅美学者刘再复等。

2015年至2017年，《文艺城》刊登的五篇马来文小说中译本：新加坡华裔马来文作家吴彼德作、陈妙华中译《湖，路，回教堂》《在陌生空间》；新加坡马来作家马阿洛夫作、陈妙华中译《偶遇》；阿玛娜·慕斯达菲作、陈妙华中译《乱麻》；莫哈末·纳古易·纳南作、温昌中译《狮子》，它们因具有跨族／跨文化视域元素，而被杜南发、柯思仁、希尼尔选入各自主编的《文字现象》中。

陈妙华曾以丁娜为笔名，在1980年10月21日至1981年底于《世纪风》撰写“马来作家简介”系列：《名诗人马苏里SN》《文学战士克利斯玛士》《文学战士东革华兰》《记阿都拉胡欣》《文学前卫依萨博士》《威耶牙马拉》《新加坡老作家哈仑》等篇。

陈妙华及其夫君杨贵谊是前述书房系列的受访作家。因耗时11年编纂《新编华马大词典》的文化耕耘，他们也在2012年9月29日获得马来报《每日新闻》的大篇幅报道。

在促进族群交流的层面上，《文艺城》是否也可扮演积极的角色，以专辑的形式刊发其他语种的文学创作或作家介绍，对新加坡社会的族群融合作出贡献，进而完成从跨国/境之城到跨族之城的跨越？

《文艺城》刊发的稿件或迸发思想的火花，或引领读者走入审美的殿堂；阅读《文艺城》的作品，有如观赏华山论剑。我们有理由期待，想象的华山论剑共同体有朝一日完成共筑一座跨族之城的奇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