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架无人机同时升空,组成巨幅图案引人入胜,背后是如何规划航线、设计动作?语言大模型爆发后,又给哪些赛道注入全新活力?当宠物经济、银发经济盛行,围绕这些消费群体的服务不断扩大,又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新兴岗位?

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人工智能(AI)训练师、提示词工程师、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技术的更新和服务需求的变化,让中国近年涌现不少新兴职业和工种。

中国人社部2019年重启新职业发布机制,迄今已发布八批121个新职业。最新一批是今年9月9日公布的11个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预计未来将有更多“新面孔”出现在就业市场。

伴随新职业不断出现,职业内部也在不断细分。人社部2024年发布19个新职业的同时,一口气新增28个新工种;去年新工种进一步增加42个,创近年来单批发布数量新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力涛向《联合早报》分析,职业变化的驱动力来自多个方面,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以及产业升级形成的新市场形态;另一方面是需求侧改变,如老龄化社会、家庭小型化以及价值观变化等,让人们对日常生活提出不同需求,消费重点更加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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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科技领域的独立学者孟羽受访时也说,新职业主要是供需两端的变化共同产生的结果,但她指出,当前这批新职业大多是在既有产业如制造、能源、服务业进行数码化、绿色化改造中生长出来,更接近“传统职业被技术重新定义”,而非技术创造出的全新岗位。

赵力涛也以去年出现在新职业中的“牛肉拉面制作师”为例指出,这类职业并不反映“新”,而是将传统职业标准化、规范化。

职业变迁反映劳动力变化
也折射经济结构深层调整

职业变迁除了反映劳动力市场变化,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层调整和新经济的发展轨迹。

经济学人智库高级经济学家徐天辰受访时说,新职业反映的是一种结构性变化:新技术先涌现,再催生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产关系。

他说,一个国家完成工业能力的积累、步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就会尝试向科技驱动、高附加值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变。

这一转变也反映在中国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动能中。以AI、高端制造、数码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成为近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前七个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码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9%;今年7月,与AI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4.7%和15.1%。

不过,随着政策、资本、人才等要素加速向AI等高科技产业及优势地区聚拢,中国经济在转型中出现明显K型特征,这是否会进一步拉大地区贫富差距?

徐天辰认为不一定。他以内蒙古乌兰察布为例指出,这座城市近年因建设大量数据中心和绿电投资,而成为除了大模型企业扎堆的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外,受益AI发展最明显的地方之一。

他说:“只要有足够的商业空间,新技术的发展最终会形成一套完整的产业链体系惠及多个地区。”

新兴产业不断催生新职业,也形成新的就业需求。以低空经济为例,招聘平台猎聘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低空经济领域过去约一年的新发职位同比增长67.64%,而同期活跃人才数量仅增长14.13%,需求增速明显快于供给。

AI领域同样面临人才短缺,中国发改委引述人社部相关报告称,AI相关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供求比例达1比10。

新职业是创造还是替代?
分析:视具体行业而定

不过,新岗位增加并不等同就业总量同步增加。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预计,到2030年,全球将新增约1亿7000万个岗位,同时约9200万个岗位被替代。

赵力涛认为,新职业产生的是创造效应、互补效应还是替代效应,要视具体行业而定。

孟羽则说,对AI等新兴技术下的新职业,讨论重点或更应放在“替代”效应。“从历史经验看,技术引发的自动化对劳动力市场首先是破坏,而创造和重构往往会滞后。”

徐天辰以美国制造业黄金时期广为流传的“一个福特工人可以养活全家”这一说法为例,指出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未必带来更多就业,但能带来更多利润和税收。若分配方式得当,也可以让更多人受益。

谁能站上新赛道?

在新兴行业出现巨大人才缺口的同时,中国青年就业压力却有增无减。新岗位与现有劳动力之间存在技能鸿沟,叠加AI对部分传统岗位的替代效应,劳动力市场的“错配”问题更加突出。

产业和岗位加速迭代之际,如何重塑就业市场的结构和规则,劳动者如何转换赛道、重获竞争力?高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又能否跟上这场变化?这些都成为中国舆论高度关注的课题。

主营科技企业AI人才的猎头公司哒哒咨询创始人袁艺嘉受访时说:“市场不是缺人,而是缺对的人。因为新兴行业没有存量人才池,导致市场抢的都是同一批人。”

此外,求职者也存在预期落差。袁艺嘉说,一些人眼中的新兴行业都是光鲜亮丽的,但实际上像无人机飞手、数据采集等工作背后有很多内容偏蓝领,虽然薪水不低,但仍会让许多人打退堂鼓。

赵力涛则说,错配的问题更多在于教育投入的质量,即传授的技能、知识能否满足市场需求。面对快速的技术进步和市场变化,无论是职业教育院校,还是综合、研究型高校,都需要一场转型。

学者:人才供需有矛盾
教育体系面临深层改革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受访时也说,人才供需矛盾表明原有的教育体系设置跟新的市场要求不一样,这与中国传统的教育目的和单一评价体系有关。

他说:“传统教育目的主要为培养‘人上人’,读书后做官,而不是培养劳动者,因此也长期忽视技能方面的人才培养。”

为应对科技发展和市场形势的变化,中国教育部和多所高校进行了多轮专业调整。教育部今年发布新版《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38种本科专业,包括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新专业。

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多所高校,也集中调整专业布局,增设面向新兴产业的专业。

不过,储朝晖认为此举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他说,今年新增的专业隔年或等到这批学生毕业时,市场形势又变了,真正需要的是更深层次改革。

他建议从设置专业转为推行学分制和选课制,让学生可以选择不同方向的科目,成为一个容纳技能知识范围更宽的人。

赵力涛和袁艺嘉均认为,中国现行培育体系是按“一次教育管一辈子”的思路设计,链条过长,但现实情况是职业半衰期在缩短,教育的响应速度和终身学习的理念变得更重要。

赵力涛说,今后岗位会不断变化,“终身就业”已是过时概念,个人必须得不断学习和掌握新技能。

袁艺嘉则说:“问题在于你愿不愿意进入这个新赛道……那些愿意转型、主动拥抱新工具新业态的人,将会是这场变革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