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和家长所承受的压力并非单纯源于教育系统内部，外部社会对就业等大环境的焦虑也在逐渐向教育领域转移。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9月25日发布的《2026年新加坡家长对教育态度调查》显示，尽管多数家长认可本地教育体系的高质量与强竞争力，也赞同孩子应从失败中汲取经验，但仍有近九成的家长感到压力重重。
政策研究所在星期二（29日）也举办“家长与就学论坛”，吸引了约200名业界人士和家长出席，其中教育压力成为全场最为关注的核心议题。
与会嘉宾和现场观众指出，如今的教育压力已不再局限于家庭或学校内部，就业市场的快速变革以及人工智能（AI）等技术的冲击，正作为一种外部的结构性焦虑渗透并转嫁至教育领域。
Mums@Work（Singapore）创办人廖雪丽分享道，在她出席的一场针对女性职业规划的研讨会上，与会的家长频繁抛出的问题却是“AI时代孩子需要学习什么技能才不会被淘汰”。这折射出当下的社会生存焦虑早已越过职场边界，悄然转变成家庭内部的教育压力。
面对外在环境挑战 父母应做好“课题分离”
主导《新加坡家长对教育态度调查》的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马修（Mathew Mathews）指出，新加坡人向来推崇“教育至上”，并视为实现社会阶层跃升的核心途径，难免导致外部社会大环境的任何改变都会在教育领域产生影响。
对此，嘉宾建议父母应做好“课题分离”。新加坡理工大学副教务长（社区实践学习）殷丹副教授强调：“家长对未来就业机会和薪酬待遇的担忧固然合理，但不应将自身的焦虑直接强加给孩子。”
针对现场观众提问政府政策与制度是否为压力的根源，与会嘉宾认为，社会焦虑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政府单方面，追求竞争优势本就是人类的本能天性。
此外，对于直接整顿校外补习班、取缔噱头式教育营销广告等建议，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即便政府出台禁令，市场需求也绝不会消失，一刀切的封禁在实际执行层面极难落实。
相比之下，更可行的政策重心应是向无力负担高昂费用的低收入家庭投入公共资源，确保弱势阶层同样能够获得必要的支持和向上流动的机会。
此外，论坛现场还探讨了其他焦虑诱因，例如家长支援小组（Parent Support Group）不应成为放大与传递焦虑的工具，以及关注部分新移民家长将过度竞争的观念带入本地社会，从而加剧教育生态压力等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