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植物园图书馆是重要的历史和科学文献宝库，这是很多人经过很多年，从最初的空白点滴积累起来的成果。万事起头难，早年维护预算不足、收纳条件欠佳，建库工作之艰巨难以想象。著名侨领林文庆医生100多年前留下的一封信，真实反映了馆方当年的困境，也因为那封信，具有人文与科学价值的藏件才得以完好保留。
植物园馆藏记载了新加坡发展历程中一段鲜为人知的趣事。1920年，林文庆在一封针对植物园1921年预算的信件中写道：“植物园图书馆处境极其糟糕，许多珍贵书籍破损不堪，而代理馆长所作预算，依我之见，远远不足。”
因为林文庆的这封信，植物园调整预算。第13任海峡殖民地辅政司詹姆士（Frederick Seton James）爵士发信附议林文庆所说，写道：“这个图书馆目前设于阴暗且四面透风的环境，疏于照管。这是一批珍贵的馆藏，值得投入资金妥善维护。”
夫妇搭档参与植物园数码化工作
这些尘封的信件由69岁的许烈樟和曾巧銮整理出来。这对夫妇搭档2024年起参与植物园的数码化工作，负责解读各种文件上潦草难辨的字迹，并转录存档。
植物园图书馆藏共有12万件，包括植物学文献、植物插图、地图、照片等；至今，已有逾万件得到数码化收录，包括1万零600多件植物艺术品和8300多张照片与明信片等。预计整个数码化项目2028年完成，届时将开放给公众查阅。
曾巧銮受访时笑说：“刚打开第一页时，我看着它，只能认出五个字，真的很难很难。但后来渐渐地，我们发现每个执笔人都有独特的书写习惯，各有风格，从连笔规律到笔画拉得多长都各不相同。”
他们大约半年前开始在工作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协助解读和转录文件，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许烈樟说，人工智能目前已能解读和转录约八成的文件内容，但仍需要人最终确认解读的准确性。其余两成工作仍无法由机器代劳。
植物园教育与推广副处长诺拉（Nura）博士指出，有些时候墨水洇透纸张，可能影响人工智能的解读能力，这就需要改用人力来研究确定。
她说，转录档案会和原文件一起上传到线上数据库，让公众既可看到原件，也可直接阅读转录文件，而无须一字一句解读原文。
古雅文风里的新加坡往事
曾巧銮退休前任职于国家公园局，向来关注绿意规划，退休后加入整理植物园馆藏，让她对新加坡的建国历史有更深的认识。
“我们两人都想为多了解新加坡的过去多做一点，如以前的社会是怎样的、植物园如何运作，所以我们就来了。我们对殖民地时期的文风也很感兴趣。他们的用词十分古雅，我们还常常不禁会发笑，觉得怎么可以写得那么漂亮，细读才发现原来是在挖苦，真的是大开眼界。”
曾巧銮举例说，有一个上司不满意下属的表现，在信中写道：“若我发现普拉（指下属）是一匹死马，我就不必浪费时间不断鞭策了。”
许烈樟说，当时的语言也跟现今一样，不时会有新词出现，包括从原住民语言衍生出的新词。例如，马来语中的“锄头”是cangkul，这名词被吸纳入英文，还有动词“cangkul-ing”。
他还分享了一些工作上的苦乐。例如，很多时候看不懂原文的意思，到了晚上睡前还在苦苦思索。有时隔天醒来突然想到办法，如连接不同的文件，总结出作者在当时想表达的意思。
许烈樟认为，认识和记录这些历史和人文事实对新加坡人认识新加坡很重要。“新加坡是我们的家园，我们是如何一路走来？我们是怎样成为今天这样的新加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