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新闻中心高级记者杨浚鑫2月3日在对国会冠病法案辩论的点评中，曾假设一个孩子如被绑架，唯一的线索是合力追踪防疫器时，是否可使用其中的数据？杨浚鑫说此假设“稍显夸张”，但现实远比此假设更为极端。


2015年美国两名恐怖分子在加州发动恐袭，造成了14亡、22伤的惨剧。美国联调局发现他们行动前销毁了证据，只留下了一台探员无法开锁的苹果手机。探员要求苹果公司予以协助，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甚至在地方法院下令后依然如故。此事最后还是因联调局找到其他解决方案才告结束。


这种极端事件到2020年又再次上演。这次同样是一起在美国海军基地中致死四人，致伤三人的恐袭事件。在美国司法部要求苹果协助开锁恐怖分子手机遭拒后，依然只能依靠自己来技术解锁。不出所料，在凶手的手机中最终发现其与卡伊达恐怖组织间联系的证据。


在这些事件中，苹果公司认为它所保护的不是某一部手机，而是要保护每一部手机的隐私不受侵犯。如果照此标准，我看新加坡合力追踪防疫器的信息，已经完全不可能用来协助治安机关调查“任何一起犯罪事件”。


问题是，苹果公司的拒绝就真的那么义正词严吗？私人隐私的重要性也真的足以压倒一切，并成为所有人类价值的终极追求吗？某一个人，甚至对整个社会安全具有极端危害性的犯罪分子的隐私，也真的比普通守法公民的生命安全与公共社会的集体利益更为重要吗？一个罪行累累的恶人的隐私，就足以让我们忽视纯良生命的生存权吗？


回到苹果的案例，这家全球最赚钱的企业在此事件之中的贪婪与狡辩实在让人齿冷。在第一起恐袭之后，很多受害者家属与幸存者站出来支持当局的调查行为，希望苹果予以协助解锁手机。时任联调局局长的柯米也表示，他并不需要苹果为美国当局提供一个“后门”，但需要一个为了防止恐袭、猥亵强奸儿童等恶性犯罪的“透明化的、在法律框架指导下的前门”。


但此合理的呼声，却还是被商业利益至上的垄断资本，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拒之门外，并借机将自己的企业打扮成崇尚自由、尊重个人隐私的旗手。说到底这还是与苹果公司的商业盈利模式有关，作为硬件提供商，其主营不涉及需要私人信息的广告等互联网业务，因此就可以以此来标榜，并借机打击其他严重依赖此一利润的运营商。


目前的冠病疫情是一场全球性的危机，至于对新加坡这个极度依赖国际流通的弹丸小国，就更是空前严峻的挑战。我们所面对的非仅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流行病与短期经济衰退，而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故及时控制住疫情就关乎全体国民与国家的前景。


值此生死存亡之秋，及时获知民众的流动信息对于控制疫情极为重要，而公共卫生的防控本身也极度依赖大数据的收集。因此全体国民构建一个及时有效的信息网，就关乎疫情防控的成败。


至于朝野目前所关注的合力追踪数据是否可用于刑事重案调查，则是一个意外的副产品。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对全体国民个人隐私的保护，对公权力也要作出了必要的约束，但要注意现在最重要者依然是疫情管控。


因此，在通过修正法案来确保持有这些重要个人信息的部门不滥用职权的前提下，不让全体社会失焦也极为重要。我们要保持对于执政当局的监督压力，但作为民间，在此关键时刻不乱阵脚，保持对警方与政府充分的信心，更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


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不能无限扩大，我们所享有保护的只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但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却是这样的讽刺，当商业购物平台与社交媒体无时不在将我们的个人信息大规模数据运算，以此来作为其广告投放、促销对象选择的依据时，我们默默接受。


但当政府部门用它来抓捕危害社会的重案犯时，却总会掀起波澜。苹果总裁库克说过：“现实是假如在你的软件中为好人开一个后门，那么坏人也会进入。”这话正好说反了，现实是坏人在畅通无阻地滥用数据后门，而好人却不得其门而入。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